您答应我不要让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不要让他精神不安，不要让他有任何 痛苦!“”夫人，我答应您，“他沉重地说。过了一会，我要回到萨特房间 去时，他喊住了我。在走廊上他对我说：”我想让您知道，我答应的事不只 是说说，我会做到的。”
后来医生对我说，他的肾因为没有了血液循环，已经不再起作用了。萨 特仍在排尿，但没有排除毒素。要挽救肾就得动一次手术，但萨特已无力经 受它;即使可以动手术，这血液循环的缺乏会转移到大脑，使它老衰。于是 只有一个答案：让他安宁地死去。
以后的这些日子他没有遭受很大的痛苦。他对我说：“只是在早上他们 给我敷裹褥疮时我有点不舒服，但只是那一会。”这些褥疮看起来真可怕。
(幸好他看不见它们——一大块一大块紫蓝色和泛红的疮。)实际上，由于 缺乏血液循环，这是坏疽在侵蚀着他的肉体。
他睡的时间很长，但他对我说话时神智仍是清楚的。有时使人觉得他总 是希望自己能够好起来。在最后一些天里，普隆来看他;萨特请他倒一杯水， 愉快地说：“下一次我们一起喝一杯，在我的住处喝威士忌①!”但第二天他 问我：“我们怎样安排葬礼的花销呢?”我当然反对他这样说，把话岔开到 住院的花费上，让他相信社会保险机构会出这一笔钱的。但我发现他似乎已 经知道大限已到，而且并不为此而惊慌，他唯一担心的事就是最后这些年让 他焦虑的事情——没有钱。第二天，他闭着眼，握着我的手腕说：“我非常 爱你，我亲爱的海狸。”4 月 14 日，我去时他还睡着;醒来后说了一些不连 贯的话语，没有睁开眼，然而他把自己的嘴唇给我。我吻了他的唇和脸颊。 他又睡去了。这些话语和这些举动对他说来都是异乎寻常的;显然他顶感到 自己死亡的来临。
几个月后，我见到豪塞特医生(我很想见到他)，他告诉我，萨特有时 问他一些问题。“这一切会怎样了结?我会发生一些什么事?”但让他担心 的不是死，而是他的脑子。他无疑感到死之将至，但并无焦虑不安。豪塞特 说，他在“隐忍”，或者像豪塞特自己纠正的那样，他是“认了”。他们给 他服用了一些药，对精神安宁状态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除了他的半瞎 状态刚开始的那些日子)他总是以克制和坚强的态度来迎接对他所发生的一 切。他不愿意用自己的麻烦去打扰别人。他认为反抗一个他无法改变的命运 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像他对孔达所说：“事情就是这样，我对此无能为 力，因此，我也就没有必要难过①。”他仍然充满热情地去爱，但他也完全习 惯于死的思想，即使他能到八十岁也是这样的。他平静地迎接了死亡的来临， 他对周围人的友谊和感情满怀感激之心，对自己的过去感到满意。“我做了 我应该做的事情。”
豪塞特也谈到，萨特经受的痛苦和烦恼决不可能影响他的病况。一种强 烈的危机感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直接影响;但思虑和担忧，如果能及时淡化， 不会使脉管系统产生什么问题。他又说，脉管的状况在最近的将来必定会变 得更坏。两年后，脑外侧会受到严重侵蚀，萨特也就不再是萨特。
4 月 15 日(星期二)上午，像往常那样，我问萨特睡得好不好，护士答 道：“是的。但是??”我立即匆匆赶去。他好像睡着了但直出粗气;显然 ① 乔治·米歇尔的叙述总的说来是准确的，但他说这是萨特最后的话，这是弄错了。
① 《七十岁自画像》。
是处于昏迷之中，他从前一天晚上就一直都是这样。我守了几个小时，看着 他。六点左右我让位给阿莱特，要她发生什么事请打电话给我。九点钟电话 铃响了。她说：“完了。”我同西尔薇来了。他看上去还是那个样子，但他 的呼吸已经停止。
西尔薇通知了郎之曼、博斯特、普隆和豪斯特。他们立即赶来。医院允 许我们在这个房间呆到第二天早晨五点。我让西尔薇去拿些威士忌来，我们 一边喝，一边谈着萨特最后的日子，谈着他早些时候的事，谈着我们该做哪 些事情。萨特常对我说，他不想葬在拉雷兹神父公墓他母亲和继父之间;他 希望火化。我们决定将他暂时葬在蒙巴拉斯公墓，然后再送到拉雷兹神父公 墓火化，他的骨灰带回后安放到蒙巴拉斯公墓的一个永久性的墓中。我们守 在他身边时，记者们已拥到这栋楼房的周围。博斯特和郎之曼出去要求他们 离开。他们藏了起来。但他们没有设法进来。萨特住院期间他们也想拍他的 照片;有两个记者穿着护士的衣服想混进萨特的房间，但医院的人发现了他 们，把他们赶走了。护士很注意地拉上窗帘、放下门帘来保护我们。但仍有 一张萨特睡觉时的照片被拍了下来，无疑这是从邻近的一个屋顶上偷拍的， 发表在《巴黎竞赛画报》上。
我要求留下来同萨特单独呆一会，我想挨着他躺在被单下。一位护士阻 止我这样做：“不行。注意??坏疽。”这时我才明白所谓的褥疮的真正性 质。我在被单上睡了一会儿。五点，护士们进来了。他们又铺了一条被单和 一块罩布盖在萨特身上，把他带走了。
这一夜我是在郎之曼家度过的;星期三我也在他家。以后的一些天我在 西尔薇家住，这使我免于电话和记者们的骚扰。这一天我见到了我的妹妹， 她从阿尔萨斯来，还有我的一些朋友。我翻看报纸，还有顷刻间大量涌来的 电报。郎之曼、博斯特和西尔薇操办了一切事宜。葬礼先是定在星期五，后 来改为星期六，以便更多的人参加。吉斯卡尔·德斯坦告知我们，他知道萨 特不希望为他举行国葬，但他可以提供这笔安葬费。我们拒绝了。他坚持要 向萨特的遗体告别。
星期五我同博斯特一起吃午饭。在安葬之前我想再看一看萨特，我们来 到医院的前厅。萨特被放进了棺材，他穿着他去歌剧院时西尔薇带给他的那 套衣服。这是我房间里他唯一的一套衣服，西尔薇不愿意去他的住所找别的 衣服。他面部安详，就像所有的死者一样;并且跟他们的多数人一样，脸上 没有任何表情。
星期六上午，我们聚集在这个活动场，人们给萨特作了殡葬准备，他的 脸没有遮盖，一身新衣衬着他僵冷的脸。在我的要求下，班戈给他拍了几张 照片。过了很长时间，人们翻过床单盖住了萨特的脸，关闭了灵柩，把它带 走了。
我同西尔薇、我的妹妹和阿莱特进了柩车。我们前面一辆小汽车满载着 各色各样的花束和花圈。一辆小公共汽车载着那些老年的和不能走远路的朋 友。后面跟着巨大的人流——大约五万人，多数是青年。有人敲柩车的窗户， 这是一些拍照者趁我不注意把镜头靠在窗玻璃上拍照。《现代》的一些朋友， 在灵车后面形成一道屏障，而枢车旁所有那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都自发地手拉 着手，筑起了一道围墙。总的说来，一路上人们井然有序，群情激动。“这 是 1968 年运动的最后一次游行，“郎之曼说。而我什么也没看见。我服了瓦 列莫，竭力不让自己倒下，这一意志使我变得有些麻木。我对自己说，这确 实是萨特希望的葬礼，但他不可能知道它了。我从柩车出来时，灵柩已经安 放在墓底。我要了一把椅子坐在这个打开的墓的旁边，我的心一片空白。我 看到人们登上墙，登上坟墓;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一大片。我站起来要回到 车中去。这只有十米远，但人群是那样密集拥挤，我以为我会闷死的。然后 我同从墓地散散落落返回的朋友们一起又来到郎之曼的家。我休息了一会， 后来，因为我们不想分开，就一起去泽耶尔，在一个单间里吃了晚饭。当时 的情况我什么都不记得了。我显然喝多了，下楼梯时几乎是被人抬了下来。 乔治·米歇尔把我带回我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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