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兵之前，在长沙市一中读初中，我家离招聘团驻地上营盘街很近，我原本是要去考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婶婶告诉我，附近就有招兵的，何必舍近求远。我就到了附近的新疆军区招聘团，三天后，结果出来了，3月8日参加完“三八”妇女游行，第二天就唱着那首刚刚学会的《前进，青年同志们》的歌，踏上了征途——
前进，前进，青年同志们，献出我们的力量来建设祖国的边疆，新疆的人民在等待我们，坚决、大胆、勇敢向前进，越过平原，翻过山岭，向前进……
我到新疆后，分到了二军六师，当时规定，所有的女兵在第一年都要参加开荒和秋收。虽然我和刘格翠因有些文化被留在了卫生部当hushi，但主要是参加生产劳动。
我和刘格翠与四个原国民党军官太太住一个地窝子，她们老头在劳改，自己也在干活，老说怪话，什么你们过来是给人家当老婆的啦，什么你们是妖精，怎么不去野那些当兵的，和他们谈情说爱啦。因为我们刚去，不敢吭声，更不敢得罪她们，后来就想她们也是可怜，原是官太太，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现在沦为干苦活的，心里肯定不是滋味，干脆就让她们说好了。
那年干活一直干到十二月份，吃的是盐水煮苞谷，想吃肉的话就挖个大坑捕野猪，那玩意儿原来很多，但我们开荒的一去，就跑得没影了，难得逮住一头。
由于水土不服，我整天拉肚子，拉得一塌糊涂。走到地的这一头拉到这一头，走到地的那一头拉到那一头，最后拉得都没人形了，还要坚持劳动。
劳动结束后，我到师医院护训班，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了师医院当hushi。不久，我的四个老乡就牺牲在了我的身边。
那个冬天南疆特别冷，天空都冻成了青紫的颜色，大地一片苍灰，开都河的水全部结成了冰，像一条冻僵的大蛇，躺在苍茫的天地之间。远处的天山毫无生气地横亘着，冻得像在发抖，大地斑斑驳驳，显得十分萧条和凄凉。
对于我来说，那也是个真正的“黑色礼拜”，她们四人都是在一周内先后去世的。虽然是轮流值班，但我在那一周里基本没有休息。我也不能休息，觉得她们远离亲人，刚刚来到新疆，就染上了疾病，卧床不起，作为一名hushi，作为老乡，我应当照顾她们，使她们尽可能多地感受到最后这一点人世的温暖。
部队刚进新疆的前三年是最为艰苦的，所有的经费都拿来搞新疆的开发建设了，所以前三年没有给我们发津贴——女兵们连卫生费都没有。我们是真正的、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
当时，四位老乡都想吃湖南饭，可在那个地方，除了盐水煮麦子，盐水煮苞谷外，很难吃到大米。我没法满足她们的愿望。即使有这些东西，我也没有钱买。有一天，王丽丽可能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就让我把她身上的毛衣脱下来，帮她卖掉，然后买点好吃的;汤佑芳见了，也让我把她从老家带来的一双雨鞋也带上一块儿卖了。
我怎么也不忍心。我知道，那是她们身上唯一能值点钱的东西，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没有钱给她们买吃的东西。我含着眼泪把东西接过来了，我一心想卖个好一点的价钱，所以一趟一趟地在街上转。但最后也只卖了十四块新疆币，虽是县城，却没有什么东西买，吃的东西更是稀缺。何况，那点钱换成人民币，也就相当于一元多钱，根本买不了什么东西。把整个县城转完了，也就一点当地的土特产，我就买了点葡萄干、杏干、核桃和红枣。
当时医院住的是老乡的房子，不能让人死在人家的房子里，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尊重。那人要死了怎么办呢?部队就在离老乡房子一公里远的地方搭了个帐篷，把她们都抬到那里去。那里没有其他人，就四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其他hushi因为害怕，晚上都不敢去守护，我就对医院领导说，夜班都由我值。
每天晚上，我都提着一个小马灯，去守护她们。后来回想起来都浑身发抖，却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帐篷太小了，只有两张床那么宽。当时也没床，就是在土台子上铺了些芨芨草和芦苇，一共两个土台子，每个土台子上躺两个人。
有天晚上，王丽丽把我叫到跟前，用很微弱而平静的声音对我说，陶勇，谢谢你照顾我!
我预感到她可能不行了，我伤心极了，但我强忍着，因为我害怕影响其他三位病人的情绪。我就故作轻松地说，这是我应该做的，你不要客气了。
她说，我想念湖南老家，想念我妈。她流着泪，过了好半天，又接着说，可我回不去了，见不到了，我妹妹王婷婷也在六师，请你一定要答应我，让她先不要跟父母说，我这么年轻就死了，父母一定受不了的。
我再也忍不住自己的眼泪，我流着泪，点了点头。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5)
还有，就是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她断断续续地说完，呻吟了一阵，还想着不把床弄脏，把身子挪到床沿外，吐了一大摊血，就停止了呼吸。
我内心的悲痛可想而知，我觉得自己都快崩溃了。为了不影响其他三个病号，我冲出帐篷，对着黑黝黝的夜晚失声痛哭起来。
哭完后，我回去把血收拾了，然后为王丽丽擦拭身体。正擦拭着，汤佑芳又“哇哇”地吐开了血，也是一摊血，吐完后，她已经不行了。我过去问她有没有话要说的，她用那双美丽的、已变得黯淡的眼神看了我一眼。她的嘴动了动，却没有声音了。我把耳朵凑到她的嘴边，只听见她用细若蚊蚋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让我不要告诉她家人。过了一会儿，好像真是回光返照似的，她用很清楚的声音说道，陶勇，这下可以回老家了，可以见爹娘了。顿了顿，又叹息了一声，接着说，可我走了这么远的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哪有脸面回去呢?说完，她的嘴里又冒了一些血。然后，她还睁着她那美丽的眼睛，没了声息。
我更加悲痛，我去抹她的眼睛，想让她闭上，但她就那样睁着。我看着她那眼睛，感到了害怕，吓得直哆嗦，但悲痛很快占据了我的整个身心……
唉，我再也讲不下去。那是我第一次如此近、如此直接地面对死亡。我虽然害怕，但我没有逃跑，我一直坚持到把她们的遗体擦拭干净，把衣服给她们穿好，然后给她们梳好头发、扎好辫子。汤佑芳死不瞑目，我又用自己的手巾把汤佑芳的眼睛蒙上，安抚了另外两位病人，才提着马灯朝医院走去，去向医生报告。
刀子一样凛冽的寒风在黑夜里呜咽着，像哭泣的野鬼，在空旷的大地上来回奔突，令人毛骨悚然。我突然觉得自己异常虚弱，悲痛已耗尽了我全部的力量。我感到身体发飘，像一片羽毛一样轻，任何一阵风都会把我刮到人世之外去。那盏小小的马灯牵引着我，把我坠在人世，让我往前移动。我已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了。
天那么冷，可回到医院后，我还出了一身虚汗。我的头发被汗水打湿了，冒着热气。那一公里路，对我来说，实在太漫长了。我气喘吁吁地哭着对医生说，王丽丽和汤佑芳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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