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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湘女上天山_卢一萍【完结】(29)

  医院的人听说,都围了过来。大家都沉默着。好多人流了泪。院长沉痛地说,都是因为没有药呀,没有药谁也救不了她们。她们死了,就不再痛苦了。

  第二天,那位李丽华老乡也离开了人世,又过了半天,另外一位叫陆梅的老乡也去世了,她们和汤佑芳一样,都是吐血而死的。她们最后几乎说着同样的话,想念家乡和亲人,不要把自己的死讯告诉家人,为自己还没来得及为新疆做点什么而遗憾。

  当时,给那四位老乡擦洗遗体的肥皂都是几位战士凑了一点钱,让我去买的,那肥皂还是维吾尔人用羊油和其他什么玩意儿掺和在一起做的,样子像窝窝头,洗起来有膻味儿。当时,那县城没有内地的肥皂,只有这种肥皂。我一直对战士们心怀感激,是他们使那四位老乡能够干干净净地离开人世。

  那一周是我一生最为悲痛的时候。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好长一段时间里,我脑子里都是她们那痛苦和绝望的表情,以及她们弥留之际的模样,怎么赶也赶不走。

  她们的遗体埋葬在开都河边,自从离开那里,我再也没有机会回去过。

  姚琼华:这里是一个让爱情走开的地方(1)

  我一直认为,人的情感是复杂的,它既有美丽光明、动人心弦、让人魂牵梦萦的一面,也有灰暗复杂、难以琢磨、让人伤心痛苦的一面;它可以给你带来幸福,使你的人生上升到一个圆满的境界,也可以给你带来伤害,把你带进命运的冷宫。我就属于后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种东西对人的伤害会很大。

  他是政治处主任,已有妻子儿女,他的邪恶、自私和极端我至今还心有余悸。我当时才十六岁,还不知道情感是什么,即使对爱有所向往,也和其他少女一样,是白马王子式的。他在我的心目中,既是领导,也是父辈。我不知道他会对我怀有非分的企图。他对我除了关心之外,平时也看不出有什么不适当的举动,直到那颗手榴弹猛然炸响。

  根据他事后的交代,他为了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决定先借他八岁儿子的手杀害他的糟糠之妻。他有意把手榴弹放在孩子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在他母亲面前玩那危险的玩意儿。手榴弹冒了烟,在地上打着转,眼看就要爆炸了,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孩子的母亲看见了,她不顾一切地把儿子抱在胸前,扑出了屋子……

  手榴弹爆炸了,孩子的母亲受了伤,孩子平安无事,但他的意图却暴露无遗,他被判了三年刑。

  此案当年曾震动新疆部队。

  我在一个资料中看到,中国共有三次离婚浪潮,一次是解放初,一次是“文革”期间,一次是改革开放后。这第一次的情况尤为复杂,除了国民党阵营中因为大量的人员逃到台湾或海外造成夫妻分离外,也有共产党内的不少干部因进了城,当了官,受了新环境的影响,要离开糟糠之妻的。新疆部队当时也有许多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革命前大多出身于农民家庭,而北方不少人在成家时,就是父母为他娶的童养媳,多年操持家务,加之生活本来的艰苦,又大多一字不识,革命成功后,她们自然不是他们想要的“官太太”。女兵们年轻,有知识,在部队这个等级分明的组织里,如果以前没有结婚,作为领导,只要看上谁,就可以娶谁,这无疑是很具诱惑力的。所以不少人写信回家去离婚,但像这位主任这样极端的,的确罕见。

  我是无辜的,但在好多不明真相的人的心目中,好像我也是共谋者,有些人甚至认为,如果没有我,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总之,闲言碎语很多,人们看我的目光也不一样了。我从此背上了黑锅。我的命运从此改变,使我本应该很顺利的人生从此充满了坎坷。

  至今尚有许多女兵讲起我的苦命,还嗟叹不已。但好多人根本不知道我身在何处,只知道我在塔里木。而塔里木是苦难和危险的代名词——它又是如此广阔,你刚才也说了,你一直希望采访我,但你环塔里木盆地采访结束后,仍没有我的消息。如果不是石河子的陶勇帮你打听到我的音信,我也没有跟你讲述这一切的机会。

  是啊,这几十年来,我被命运驱赶着,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哪有时间和心情与朋友和老乡联系啊,除了几个特别好的朋友,没人知道我的下落。

  我是1950年12月参军的,当时刚满十六岁,正在长沙周南女中读初中。在这之前,我已报名去参加志愿军,但年龄不够,没让我去,然后又考上了十二兵团文工团,但因我是独生女,四岁时就跟奶奶过,奶奶舍不得我走。她对我说,你等我三年,三年后我死了,你再走。我就开玩笑地对奶奶说,你要活一百岁呢!我没有听奶奶的话,没想奶奶三年后真的去世了。我当时正经历我年轻人生中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没想又失去了最亲的亲人,心中的悲伤真是难以言表。

  我偷偷参军,临走之前才告诉奶奶。没想那是我与奶奶见的最后一面,没想那次告别成了永别。

  到了焉耆,我分到二军六师十七团宣传队,任副班长,其他人则继续往前走。我当时听说喀什出产大米,就想到喀什去。我们当时最关心的就是有没有米饭吃。有些地方太荒凉,湖南女兵不下车,别人端一盆米饭过来,湖南女兵就下来了,心想,这里有米饭吃,还不错;对付不下车的山东女兵,则是抱来一捆大葱。

  我们在焉耆住在一个破败的喇嘛庙里,后来又搬进一个马厩里,在马槽里填上苞谷芯子,就成了床。

  当时,要求每天写日记,并要求说真话,日记最后要检查,就像检查小学生的作文本,若里面流露出什么“思想问题”,检查后就得受批评。机关还检查信件,我最恨这一点。有一个一起入伍的姓王的男兵,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我们在招聘团认识,他分到喀什后,常给我来信。宣传队队长把信扣下了,有一天,他来找我谈话,说我思想有问题,不健康。我问有什么问题,怎么不健康了。他说你在跟别人谈恋爱。我说我没有,他说组织上了解我的情况。

  宣传队队长是宣教股股长兼的,当时组织上已分配给了他一名四川女兵。没想他这山望着那山高,又要找我谈。我当即就回绝了。我说我不会谈对象,因为这不健康,是思想问题。他每次来找我,我都这么说,把他顶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只好作罢,把扣押的信还给了我。我这才知道姓王的男兵给我来过信。

  因为我是城市贫民,出身很好,所以一到部队后,组织上就不停地出面为我介绍对象。给我介绍过参谋长、营长、教导员、股长,我都没有同意。

  但我没有想到政治处主任会盯上我。他是有妻子儿女的人,所以女兵们跟我一样,都很信任他,觉得他既是首长,也是长辈。他给我谈了之后,我当即就回绝了。他再次找我后,我不敢去了,想尽可能地避开他,就给他写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说,你已有家庭,我不可能答应你,你也不应该这么做。没想他最后丧心病狂,要害死妻子和儿子,来达到自己罪恶而卑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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