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
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
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
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
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
第四回 绕树三匝
1.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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