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宰相经”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京察法”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武将上马定乾坤”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干部”，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事实”。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官崽”的根本区别。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主义”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志圣贤学”，尝说：“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最后还是状元及第。
过了没有俩月，正好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旨返朝，罗先到李家劝李不要违背圣训，李不听。罗上疏，说了许多尖锐的大实话:“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结果他迅速被贬为外地一小官。没过多久，李贤死，罗召复原官，两年后，引疾归，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迹罕止，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多。黄宗羲说他“刚介绝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这是个“志圣贤学”能考上，当了官依然坚持圣贤学，也因此而隐居弘扬圣贤学的例子。孔子说“我未见刚者”，罗伦就是个刚者。他著书授徒都一依圣贤本意，办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学，毫无私利私名之想。像这样的学者在明代能举出一把。他们为阳明所说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几乎全部现实的享乐。行大于知。罗说“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就学做圣人的纯粹性而言，罗一峰辈高过王阳明。阳明也不可能像罗伦那样单为"道尊"而隐居办学。
自然也有为了显用于世而讲学办会的，翻阅《明史》，几乎每个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现在还屈沉下僚，不能引荐学生在仕途上走捷径。他虽辞章、兵道、仙佛无不涉猎，在儒学本门下的功夫更大，但还没到独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学”是一种道德修养，其中有多少学术、学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励，彼此以伟人的标准相互要求，交流心得体会而已。是内学而非外学，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点士子风习。
世风及士风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许多缺德少才的混帐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风俗大坏的局面。他这样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既有西汉末的懦弱又横添蛮悍之风;既有东汉末的徼激又杂染随风倒的习气;既有晋朝的虚薄又混合着庸俗琐碎的心计;既有唐朝的放荡又夹缠着鄙吝的市侩作风。简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现实之邪恶的大染缸。(《拟……表》)而“牧羊人”由科举出品，科举只引导读书人去背诵辞章讲疏，无人再致力“身心之学”。学术关乎士品，士品关乎世风。再不讲究身心之学，圣学将大面积被遗弃。
他本人的切身体会是师友之道直接作用于知情意，能直接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动，能找到一种从书本中找不到的“感觉”。他从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访师友，寻觅知音，自感“受用”大于闭门读书。
一种从我做起的责任感，使他开始接收学生。他倡身心之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有愿执贽来拜师的，他便开门而纳之。他的出发点是相当高尚的，无非是想与更多的人一起成圣。然而同僚便不免以为他是在标新立异、邀取名声。只有与之质量对等的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觉得这才是正经大事，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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