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挣来了一群孩子,那些孩子分别叫做遵义、金沙、延安、柏坡,最小的一个正上小学,叫援朝。如果加上他们家夭折了的井冈、吴起、南京,那简直就是一部中国革命军事史。我们去的那天,金沙、延安和柏坡在家,见了父亲和我也不叫,只是瞥了我们一眼 就进去了,居高临下的态度显而易见,好像我们是没有觉悟的乡下佬,是死乞白赖上赶着巴结的穷亲戚,他们能让我们进门实在是高抬了我们,我们应该受宠若惊,应该感恩戴德。我们是为大连的事情而来,大连是他们的亲伯父,有着直接的血缘关系,我们不过是旁门外姓,不是看在姑爸爸份儿上,我们完全可以撒手不管,这些人连远近高低都分不清楚,一帮混蛋!
那天小连急着要去开会,让父亲有话对吴贞说。吴贞的派头很大,穿着蓝呢子衣裳亮皮鞋,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白衬衣领子朝外翻着,身上一股香胰子味儿,有点儿穷人乍富的装模作样。吴贞坐在沙发上,叠着二郎腿,往后仰着,向沙发后背张着胳膊,全没个坐相,这让我羞于抬眼睛看她。表兄小连当初怎会看上了她,真让我匪夷所思。父亲说了大连的事,吴贞哼哼呀呀地打着官腔,父亲知道,大连的罪过是货真价实,定过案的,不好提前释放,能够进入大赦名单也必有多方面因素存在,只是希望看在姑爸爸年事已高,身边无人照料的情况予以宽恕。吴贞先是面无表情地昕着,继而瞪着父亲说,怎能说是“无人照料”?我们家是按月给了钱的,你说这样的话把小连摆在了什么位置?
父亲说,老太太身边真是没人。
吴贞说,接过来了,她不住,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勤务员上细管胡同伺候吧!
父亲说,大赦是个难得的机会不是……
吴贞说,小连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从没为个人的事朝国家张过嘴。
谈话没有任何结果。我很快看出了,吴贞对大连的事情根本不感兴趣,大连对这个革命的家庭来说是个毫不相关的局外人,大连的关押与释放跟他们家没有一点儿关系。
作为长辈的父亲端直地坐在沙发旁边的椅子上,拐杖拄在胸前,像一个被接见的下级,在外甥媳妇跟前表现着悠的谦恭和教养,怹的规矩和风度,不过这一切全是白搭,对方不接招!
我更惨,连座位也没有,直溜溜地站在父亲身后,像个丫环。按关系,我是小连的嫡亲表妹,是吴贞的小姑子,自然没有站着的道理,可是这个吴贞压根儿就没想起我的身份,就没有给我“赏”个座儿的意思。
吴贞让上茶,穿军装的勤务员端来了茶,一般的白茶碗,没有盖也没有托,不讲究得厉害。依着老北京看茶送客的习惯这是让我们走的信号,但我相信女干部吴贞绝没有这个想法,她不懂这一套,她想起什么时候上茶就什么时候上茶!父亲有些尴尬地站起了身,尽管吴贞仍旧在说着挽留的话,我们还是向门口走去。可能吴贞到了也没弄明白,我们说着说着怎的就突然告辞了。
都是那碗茶闹的。
吴贞站在门槛里面,隔着门跟父亲握手道别,让我们过端午时到他们家来吃粽子,说江西老家给送来了新鲜竹叶和上好糯米,她们老家的粽子是出名的好。吴贞的态度不能说不诚恳,父亲礼貌地应承着,显出了老北京人的矜持和礼数。我知道,父亲是不会来的,我也是不会来的。吴贞终归没有走过那道门槛,按规矩她应该把丈夫的舅舅送下台阶,站在二门口目送着我们离去,可是她没有,我们还没走到大门口,她就早早转身进屋了。至于小连家里的那些“革命史”们,则一个也没露面,他们跟老祖宗一样,都端着架子,待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屑出现。我和父亲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无足轻重,草芥一般的人罢了。
我似乎明白了姑爸爸为什么要坚持一人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也似乎理解了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坚持回来的原因,这里面有些很是说不清的东西,是一种感觉抑或是一种距离。是一种差异抑或是一种文化……
那年国庆节,我陪姑爸爸到监狱去看望大连,大连跟小连长得很像,说他们是双胞胎也没人不相信。能说会道的大连见了他的母亲也没多少话,只是攥着他母亲的手不撒开,孩子一样张着嘴等着他母亲把剥了纸的糖往他嘴里放。姑爸爸说细管胡同小院还给他留着,她在小院里等着大连出来,十年八年她都等,她的身子骨还硬朗,也有钱,将来娘儿俩有好日子过呢……大连把光光的脑袋扎在姑爸爸的怀里,半天半天没有抬起来。
那天下午,监狱里开国庆联欢会,有大连的节目,他演的是京剧《三岔口》,他扮演里面的武丑刘利华。版本自然是改过的,戏里头的刘利华已经变成了好人。我问姑爸爸这出戏为什么叫《三岔口》,姑爸爸说是以地名定的,刘利华开的黑店就在三岔口。
我想,三岔口是三条道路的相交点,戏里的人物似乎少了一个。
原刊责编 赵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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