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关了月余,一个自称姓方的连长将父亲提出茅屋,没有多余的话,只是让怹“回家”。其时父亲已经走不了路了,坐在江家堂前的台阶上只是发抖,怨在发着高热。来接父亲的是一明,这位不离不弃的同学兼和尚为了我父亲冒着危险多方奔走游说,终于才有了现在的结果。可谓高山流水,和衷共济,真乃一生一死知交情也。方连长已经从一明嘴里知道了我父亲的来历,便要求父亲在离去之前为他写一幅字,一明问他写什么内容,连长说就写“升官发财”,直接又痛快。没有桌案,就铺纸在地上写,可以想象,重病的父亲,趴在地上,哆嗦着,用清峻孤傲, 如圭如章的柳体,写下“升官发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二00八年冬无,我来到了婺源晓起村,村里有三座江人镜建造的宅院,“荣禄第”、“进士第”、“大夫第”,都经过了现代人的修葺,变得威严整齐,排场光丽。三进二天井,三步金阶,官厅厢房,画栋雕粱,接待着往来不息的游客。我不知道父亲是趴在哪间屋的地上写字的,也找不到关押悠的茅房,正如父亲所说,一切如浪花,随波而逝,远了……
最终,我父亲还是和小连见了一面,就是在婺源那个送饭老汉的家里。老汉和红军有什么瓜葛不便打听,但他找来了小连是千真万确的。小连很黑很瘦,眼睛炯炯放光,跟我父亲说话多了许多动作和手势,几日不见如同换了一个人。我父亲比小连更黑更瘦,靠在床上别说手势动作,连话也说不出了。小连一见我父亲就哭了,说舅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竟然不在跟前,实在是不孝顺极了,将来回家愧对他的母亲和舅妈……我父亲还是劝小连跟他回北平,小连说他既然参加了红军就没有半途而退的道理,他要跟着共产党一条道走到底,干一番揭天掀地的事业,等革命成功了,他一准回到北平跟他妈好好过日子,天天吃炸酱面。父亲直截了当地说像吴贞那样的女子北平有的是,小连若愿意他可以到艺专的女学生里去挑。小连说他也不完全是为了吴贞,他现在的目标大得很,眼光也大得很,共产国际是世界性的,地球有多大,共产国际就有多大,中国革命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能加入其中是他的幸运。我父亲觉得小连现在离他是越来越远了,把这个正在革命热头上的小连拉回去似乎根本不可能,便闭了眼睛再不说话。小连说他不能多待,要急着赶回去,临走从兜里掏出一封写给他母亲和奶奶的信,言明他自己要干别的事情去了,暂时不回北平,这一切跟舅舅没有关系。
总算是为父亲做了开脱,小连知道要不写这封信,他妈得把舅舅吃了。
趁着夜色,小连要走了,临行拉着我父亲的手久久不愿撒开。彼此心里都明白,这一分手,大概就是生离死别,再无缘相见了。外面起风了,初淅沥以潇洒,渐而飒飒,风声中可以听到小连越来越重的喘息。充满亲情的此刻,彼此的心都变得细腻而柔软,父亲的手用了力,想的是外甥会最终改变主意。
门外有人咳嗽,小连抽回了手,抹了把眼泪,低声说,舅舅,我走了。
父亲挥了挥手,小连走出几步又回身附在我父亲的耳边说,吴贞肚子里有了……
父亲说,是的,你不能让她也上吊吧。
一个月后,父亲拄着拐杖能起床了,在一明的护送下离开江西,辗转向北方移动。因为战事,几次困顿道途,流离沟壑,几次出入锋镝,出生入死。沐雨栉风,奔波日夜,历时近一年,终于回到北平家中。
我的父亲在北屋的南炕上整整躺了六个月,溃烂的双腿在名医彭玉堂的医治下总算收了口。这期间,他在小炕桌上详细记录了江西之行的始末,取名《陶阳窑变》。要不,我也不会知道得这么详细。一明和尚在北平没有停留,将父亲送到就立刻返回江西了,还住在那座庙里,贝叶蒲团,青灯古佛,长参寂静,了却余生。李居士还在,还做着粗淡的茶饭,只是广智走了。
我的父亲江西一行撞进了革命怀抱又撞出来了,让人很遗憾。母亲的观点不同,说我父亲若是跟着小连走了,未必能有今天。没听小连说吗,他的战友十个没留下一个,他能活下来是侥幸。父亲若没有“侥幸”当然就不会有今天的我,能到人世上走一走是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么一想,我又不遗憾了。
八
北京解放第二年大连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反动一贯道分子”,判刑十五年。政府在几年时间内挖出了一贯道三百多“祖师”,一百零四个“皇帝”。这些人敛财无数,害人无数,让人憎恨。那期间我还跟看门老张到东四“蟾宫”电影院看过一场政府拍摄的电影《一贯害人道》,揭露一贯道的骗人勾当。电影里的场面阴森恐怖,吓得我半宿睡不着觉。老张比我吓得还厉害,他参加了一贯道,还交了保命钱,他怕政府把他也抓走判刑,要那样他就见不着老婆孩子了,比月亮上砍树的吴刚还惨。万幸的是政府没理会他,只让街道积极分子找他谈了一回话,登了记就算完事了。老张得了便宜卖乖,说一贯道还骗了他的钱,他绝对是受害者,没想到政府竟然从一贯道道首退赔的款项中,把老张的钱发还了,合算老张一点儿亏也没吃,当着街道人的面使劲喊“共产党万岁”。
小连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的,到我们家之前回去看望了他的妈。我想回家的路上自然要路过胡同口的药铺,不知他从药铺门口过的时刻会不会想起小瑛子,那毕竟是他的初恋,是有过爱情结晶的。小连的回归并没有改变大连的命运,姑爸爸说她的小儿子薄情寡义,全没有手足之情,走了这些年整个变了个人,儿子不是儿子了,变成了一块铁板。她的那些孙子孙女自然也不是孙子孙女了,都是些靠不到跟前儿的野猫。老太太拒绝到小连那“樊笼”一样戒备森严的官邸去居住,仍旧住在细管胡同的小院里,过着炸酱面、炒黄豆疙瘩丝的平淡日月。小连拗不过他妈,只好让人把房拾掇了一遍,安装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有抽水马桶的人家没几户,我每回到姑爸爸家去,怹都逼着我撒尿,把水箱的水拉得哗哗的。小连每月孝敬的钱,姑爸爸都用手绢包着,仔细地收在箱子里,等我撒完尿,就拿出来给我显摆,说这些钱足够她和大连将来过日子用的了。姑爸爸一边骂小连一边自豪地说她的小儿子是公家的人,小儿子的官位远远地超过了他的父亲“拨什户”,按过去朝廷的说法,是个一品大员绰绰有余,共产党不兴封妻荫子,搁有皇上那会儿,以小连的爵位,她封个一品诰命夫人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九五九年国庆十周年,大赦犯人,大连不在其中。为这个我和父亲到小连家里去了一次,那是我第一回涉足“干部子弟”们的居所。首先门卫让我们登记,再用电话跟秘书通报了父亲和我的姓名,等了半天里头才出来人领我们进去。这种做法对父亲和我来说无异于一个下马威,就像戏台上犯了错误的下级见上级要报名而入一样,让人心里很不受用。我跟父亲说了自己的感觉,父亲说我太过敏感,其实我知道,父亲比我还敏感,怹不说就是了。
小连的住所与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树小房新,不中不西,庭园当间不伦不类地立着座假山,北屋窗前修了座怪模式样的喷水池。进到正屋,应该算是客厅吧,内里竟是空空荡荡的,墙上没有字画,窗前没有花草,除了一个长沙发,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就那个沙发跟我们家嵌螺钿的太师椅比,也绝对差着档次。小连屋里的每样家具都用白漆涂着编号,桌子椅子凳子甚至连洗脸架子也在显著位置描着数字,大煞风景!后来我才知道,标了字码的东西都是公家之物,不属于小连自己。按父亲的说法就是说小连革命几十年,没给自个儿挣来一套桌椅板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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