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岔口
□ 叶广芩
一
少年时对革命向往异常,至今尚未疲惫,不同的是多了些成熟与理性。
幼年的我成天盼着打仗,想的是若能赶上红军长征,赶上八路打日本,赶上三大战役解放全中国,我一定是红军,是八路,是解放军。只可惜、,生不逢时,解放军们在东北、在淮海、在平津地区浴血奋战的时候我还在穿开裆裤,没有参战的资格。我读小学二年级时,暑假学校组织读书会,每人发一本小册子,让人家在树底下围成一圈,轮流朗读。册子上说的是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女英雄刘胡兰的故事,册子封面的刘胡兰昂前挺胸,目光炯炯,嘴唇紧紧地抿着,短头发被风吹得扬起,英俊而潇洒。扉页里有毛主席的题字:“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那字写得比我们终日描红的字体漂亮多了,流畅而舒朗,跟刘胡兰的头发一样,高高地飞扬着。画面上刘胡兰的脖子硬硬地梗着,很长,很美。我想,敌人用铡刀把这个美丽的脖子切断了,刘胡兰一定很疼很疼,明明知道疼还在坚持,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子,若换了我大概不会如此镇定,至少我不会把脖子亮得这样开,因为那是“数九寒天下大雪”的日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都敬佩刘胡兰,认为她是天下最坚强最伟大当然也是最勇敢的女性,她是烈士,不是凡人,她离我们很遥远,可望而不可即。我的特点是喜欢把我崇拜的人随时向人介绍推荐,比如花木兰,比如诸葛亮,比如孙悟空和武松,但他们都不能和刘胡兰比,因为他们都不是被敌人杀害的,刘胡兰是被“勾子军”当众杀死在村口的,临死还怒斥敌人,所以刘胡兰是我的崇拜之最。
崇拜的具体表现是将封面的刘胡兰在图画纸上临摹放大,然后拿到老七那儿去上颜色。老七是我七哥,是画家,他有这个本事。但是我的要求遭到老七拒绝,老七说这是版画,版画是要套色的,不是用颜料往画上涂的。道理说了不少,反正是不给上色。他不给上色我自己上,我上色的本事自信也不比谁差,我们家里的很多照片都被我描成了彩色。那时候还没有“彩照”一说,所有照片都是黑白的,想要彩色照片吗,照相馆有专门上色的师傅,也卖涂抹照片的专用颜料。我曾经用那些颜料将父亲工作证上的照片涂成了蓝脸,父亲看了说他成了《西游记》里的妖怪“奔波儿霸”了。我也将穿着婚纱的老二媳妇照片做了涂抹,给新娘子涂上了红嘴唇,使新媳妇像刚吃完人肉的夜叉。那种颜料是洗不掉的,害得老二媳妇再也不跟我说话了。那天我拿着画像到母亲那儿去告老七的状,母亲看着刘胡兰的画像说,这不是你三姐吗!
我说这是刘胡兰。母亲说,我以为是你三姐昵,你三姐就这个模样。
我这才想起自己的三姐也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与刘胡兰不同,不是铡死是活埋,就埋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城墙根底下。敌人没用铡刀,连子弹也省了,挖个浅坑,让人躺在里头,盖上土就完了。后来听说行刑的时候是在黎明,天将亮,非常的秘密,不像电影里演的,周围有乡亲,还有大狼狗,他们四周什么也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城墙和寒冷的北风,他们也没喊口号,连点儿声息也没有,静悄悄地死了。杀了他们没几个月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用书上的话说是他们“已经见到了黎明的曙光”。解放以后政府通知我们家去收尸,是母亲和老七去的,俩人回来一身土,两脚泥,眼睛通红,连厨子给熬的小米粥也没喝一口。母亲对父亲说,三丫头的尸骨已经腐烂,无法辨认,地上三排亮着几十具遗骸,都用草席盖着,鼻子眼睛烂成了黑窟窿。
后来母亲是从一只没有烂完的鞋上认出三姐的。那是一只千层底的黑布鞋,鞋上绣了一朵小梅花,是我们故去的第二个母亲的手工,三姐离家的时候穿的,走的时候跟母亲说是上西山郊游,特意脱下皮鞋换了布鞋,一走就再没有回来……
烈士们的遗体由国家统一安葬了,三姐没有埋在烈士陵园,而是被父母提出,埋在了自家的坟地里,小小的一个土堆,连墓碑也没有。除了门框上挂着的“革命烈属”那块蓝地白字的搪瓷牌子,我的三姐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任何痕迹。父母亲在处理三姐的后事上相当低调,他们退回了那一笔相当可观的抚恤金,说这钱是闺女用命换来的,花着伤心……不要。
我跟同学们说我的三姐和刘胡兰一样,也是为革命牺牲了的,同学们不以为然,尤其是那些“革命的后代”们,他们认为刘胡兰就是刘胡兰,谁与刘胡兰比谁就是不自量!我心里不禁暗暗为我的三姐叫屈,都是死了的,怎的就没人知道她,毛主席怎的就不给我的三姐题字呢?
小学校的隔壁是某机关大院,同学中不乏干部子弟,他们自成圈子,玩的游戏,谈论的事情也和我们不一样。他们视我们玩的“跳间”、“拽包”、“抓子儿”为不屑,称我们为“胡同串子”。“胡同串子”是不能和干部子弟相提并论的,子弟们的优越感显而易见,连老师跟他们说话也特别的轻柔,特别的小心。“胡同串子”们动辄便被班主任高玉琴“请家长”。我们的家长也很不值钱,老师一叫,赶紧屁颠儿屁颠儿地来了,孙子一样地听训,回家对“串子们”便是一顿臭揍。老师不敢请干部子弟的家长,他们的父母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我敢说,哪一个都比校长级别高,更别说我们那个班主任高玉琴了。
有一回到北海过队日,雷小蕾提出她的爸爸也要参加。雷小蕾的爸爸是大官,大官参加女儿的队日,本身有点儿怪,这事搁“胡同串子”身上是绝无可能的,甭说我们的爸爸想不起参加我们的队日,就是想起来了也不会跟着一群孩子瞎起哄,白耽误工夫。对雷小蕾爸爸的要求高玉琴老师竟然答应了,还有点儿受宠若惊,还给校长汇报,这让我很看不起她,因为她对“子弟们”的要求从来不敢拒绝。第二天我们举着中队队旗步行到北海后门,雷小蕾的爸爸已经在门口等着了。雷小蕾的爸爸隔着马路向我们招手,雷小蕾自豪地说她爸爸是坐专车来的。我说我父亲过去也有专车,大马拉的专车,带丝绒座玻璃窗,是从外国进口的。雷小蕾想也没想就说,你爸爸原来是赶大车的呀!
正巧,过来一辆骡子拉的大车,车上装满煤炭。赶车的人和拉车的骡子都是眉目不清,黑头黑脑的,“子弟们”便指着车说那是我爸爸。更有多事的大声喊:是赶车的还是拉车的呀?
众人一阵哄笑。
掬尽三江水,难洗一面羞,其实都怪自己少不更事,自讨没趣。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几次以后,我便明白了自己在众人中属于另类,得随时收敛着,蜷缩着,不能逞强,明明是把“全聚德”烤鸭店的师傅叫到家里做烤鸭子,也得说“压根没见过熟鸭子是什么模样”。明明老张是看门的,莫姜是做饭的,刘妈是打扫屋子的,跟同学们也要把他们说成是“院里邻居”,在性格和心灵上都有些扭曲。这种扭曲一直延续了我的大半生,铸就了我内向、不合群的性情。就是在今天,独处时往往觉出难耐的惆怅,混迹人群,谈笑风生中,内心深处也常常泛起难堪的孤独,由不得自己,是小时候做下病了。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雷小蕾的爸爸穿着一身将校呢,背着一架照相机,笑眯眯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有谁问雷小蕾她爸为什么没戴肩章领章武装带,雷小蕾说,大官不用戴人也知道是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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