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乎，适之!吾人今日言文学革命，乃诚见今日文学有不可不改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吾尝默省吾国今日文学界，即以诗论，其老者如郑苏盦、陈三立辈，其人头脑已死，只可让其与古人同朽腐。其幼者如南社一流人，淫滥委琐，亦去文学千里而遥。旷观国内，如吾侪欲以文学自命者，此种皆薰莸之不可同器，舍自倡一种高美芳洁(非古之谓也)之文学，更无吾侪厕身之地。以足下高才有为，何为舍大道不由，而必旁逸斜出，植美卉于荆棘之中哉?……今且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而陶谢李杜之流，永不复见于神州，则足下之功又何如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足下若见听，则请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廿四日)
吾作一长书答叔永，可三千余言，为录如下：
叔永足下：
本不欲即覆足下长函，以不得暇也。然不答此书，即不能作他事，故收回前言而作此书。
足下来书忠厚质直，谆谆恳恳，所以厚我者深矣。适正以感足下厚我之深，故不得不更自尽其所欲言于足下之前。又以天下真理都由质直的辩论出来，足下又非视我为“诡立名目，号召徒众，以眩骇世人之耳目，而己则从中得名士头衔以去”者(老梅来函中语)，若不为足下尽言，更当向谁说耶?
足下谓吾白话长诗，为“完全失败”，此亦未必然。足下谓此“不可谓之诗。盖诗之为物，除有韵之外，必须有和谐之音调，审美之词句，非如宝玉所云‘押韵就好’也”。然则足下谓吾此诗仅能“押韵”而已。适意颇不谓然。吾乡有俗语曰“戏台里喝彩”，今欲不避此嫌，一为足下略陈此诗之长处：
第一，此诗无一“凑韵”之句(所谓“押韵就好”者，谓其凑韵也)，而有极妙之韵。如第二章中“要”“到”“尿”“吊”“轿”“帽”诸韵，皆极自然。
第二，此诗乃是西方所谓“satire”者，正如剧中之“comedy”，乃是嬉笑怒骂的文章。若读者以高头讲章之眼光读之，宜其不中意矣。
第三，此诗中大有“和谐之音调”。如第四章“今我苦口哓舌”以下十余句，若一口气读下去，便知其声调之佳，抑扬顿挫之妙，在近时文字中殊不可多见(戏台里喝彩)。又如第二章开端三十句，声韵亦无不和谐者。
第四，此诗亦未尝无“审美”之词句。如第二章“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第三章“这都因不得不变，岂人力所能强夺?”……“正为时代不同，所以一样的意思，有几样的说法”;第四章“老梅，你好糊涂!难道做白话文章，是这么容易的事?”此诸句哪一字不“审”?哪一字不“美”?
第五，此诗好处在能达意。适自以为生平所作说理之诗，无如此诗之畅达者，岂徒“押韵就好”而已哉?(足下引贾宝玉此语，令我最不服气。)
以上为“戏台里喝彩”完毕。
“戏台里喝彩”，乃是人生最可怜的事，然亦未尝无大用。盖人生作文作事，未必即有人赏识。其无人赏识之时，所堪自慰者，全靠作者胸中自信可以对得起自己，全靠此戏台里之喝彩耳。足下以为然否?
今须讨论来函中几条要紧的议论：
第一，来函曰：“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却不能用之于诗。”此大谬也。白话入诗，古人用之者多矣。案头适有放翁诗，略举数诗如下：
一
温温地炉红，皎皎纸窗白，
忽闻啄木声，疑是敲门客。
二
少时唤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
忘尽世间愁故在，和身忘却始应休。
三
太息贫家似破船，不容一夕得安眠。
春忧水潦秋防旱，左右枝梧且过年。
四
不识如何唤作愁，东阡西陌且闲游。
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
五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
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六
一物不向胸次横，醉中谈谑坐中倾，
梅花有情应记得，可惜如今白发生。
七
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
樽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
凡此皆吾所谓白话诗也。至于词曲，则尤举不胜举。且举一二首最佳者：
(一)山谷
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
第82章 民国五年(1916)七月二十二日至十一月四日(2)
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得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
--《望江东》
(二)稼轩
有得许多泪，更闲却许多鸳被;枕头儿放处都不是。--旧家时，怎生睡?更也没书来!那堪被雁儿调戏，道无书却有书中意：排几个“人人”字。
--《寻芳草》
(三)柳永
(上阕略)……
一场寂寞凭谁诉?算前言，总轻负。早知恁地难拚，侮不当初留住。其奈风流端正外，更别有系人心处。一日不思量，也攒眉千度。
--《昼夜乐》
至于曲，则适在绮时曾写《琵琶记》一段。此外佳者更不可胜数。适此次作白话长诗，其得力处都在《杂剧》。
总之，白话未尝不可以入诗，但白话诗尚不多见耳，古之所少有，今日岂必不可多作乎?
老梅函云：“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请问“词曲”与“诗”有何分别?此其“逻辑”更不如足下之并不认白话词曲者矣。
足下云：“宋元人词曲又何尝尽是白话?”适并不曾说宋元词曲尽是白话，但说宋元人曾用白话作词曲耳。《杂剧》之佳，而全用白话填词者，以《孽海记》为最妙。
白话之能不能作诗，此一问题，全待吾辈解决。解决之法，不在乞怜古人，谓古之所无今必不可有，而在吾辈实地试验。一次“完全失败”，何妨再来?若一次失败，便“期期以为不可”，此岂“科学的精神”所许乎?
第二，来函云：“如凡白话皆可为诗，则吾国之京调高腔何一非诗?吾人何必说西方有长诗，东方无长诗?但将京调高腔表而出之，即可与西方之莎士比亚、米而顿、邓耐生比肩，有是事乎?”此足下以成败论人也。京调髙腔未尝不可成为第一流文学。吾尝闻四川友人唱高腔《三娘教子》，其词并不鄙劣。京调中如《空城计》，略加润色，便成好诗。其《城楼》一段，吾尝听贵俊卿唱其所改定之本，乃大诧其为好诗。又吾友张丹斧尝用京调体为余作《青衣行酒》一出，居然好诗。又如唱本小说，如《珍珠塔》《双珠凤》之类，适曾读过五六十种，其中尽有好诗。即不能上比但丁、米尔顿，定有可比荷马者。适以为但有第一流文人用京调高腔着作，便可使京调高腔成第一流文学。病在文人胆小不敢用之耳。元人作曲可以取仕宦，下之亦可谋生，故名士如高东嘉、关汉卿之流，皆肯作《曲》，作《杂剧》。今之京调高腔，皆不文不学之戏子为之，宜其不能佳矣。此则髙腔京调之不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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