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路线在尼格拉出境后，又由犹龙口(porthuron)入美国境。十八日晨到“门关”(portal，n.d.)，重出美境，入加拿大。从此去美国矣。不知何年更入此境?人生离合聚散，来踪去迹，如此如此，思之惘然。
十九日晨六时起，火车已入加拿大之落机山。落机山贯穿合众国及加拿大。吾来时仅见南段之山，今去此乃见北段耳。落机(rocky)者，山石荦确之意。其高峰皆石峰无土，不生树木。山巅积雪，终古不化。风景绝佳。下所附诸图，仅见其百一而已。
车上读薛谢儿女士(edithsichel)之《再生时代》(renaissance)。“再生时代”者，欧史十五、十六两世纪之总称，旧译“文艺复兴时代”。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书中述欧洲各国国语之兴起，皆足供吾人之参考，故略记之。
中古之欧洲，各国皆有其土语，而无有文学。学者着述通问，皆用拉丁。拉丁之在当日，犹文言之在吾国也。国语之首先发生者，为意大利文。意大利者，罗马之旧畿，故其语亦最近拉丁，谓之拉丁之“俗语”(vulgate)(亦名tuscan，以地名也)。
“俗语”之入文学，自但丁(dante)始。但丁生于1265年，卒于1321年。其所着《神圣喜剧》(divinecomedy)及《新生命》(vitanuova)，皆以“俗语”为之。前者为韵文，后者为散文。从此开“俗语文学”之先，亦从此为意大利造文学的国语，亦从此为欧洲造新文学。
稍后但丁者有皮特赖(petrarch，1304-1374)及包高嘉(boccaccio，1314―1375)两人。皮氏提倡文学，工诗歌，虽不以国语为倡，然其所作白话情诗风行民间，深入人心。包氏工散文，其所着小说，流传一时，皆以俗语为之。遂助但丁而造意大利文学。
此后有阿褒梯(leonbattistaalberti，1405-1472)者，博学多艺。其主张用俗语尤力。其言曰：“拉丁者，已死之文字，不足以供新国之用。”故氏虽工拉丁文，而其所着述乃皆用俗语。
继阿氏者，有诗人鲍里谢那(poliziano)及弗罗连斯之大君罗冷槎(lorenzodemedici)。罗冷槎大君，亦诗人也。两人所作俗语诗歌皆卓然成家。俗语入诗歌而“俗语文学”真成矣。
此外名人如大主教彭波(cardinalbembo)着《用俗语议》，为俗语辩护甚力。
意大利文自但丁以后不二百年而大成。此盖由用俗语之诸人，皆心知拉丁之当废，而国语之不可少，故不但用以着述而已，又皆为文辩护之。以其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着作，故其收效最速。
吾国之俗语文学，其发生久矣。自宋代之语录，元代之小说，至于今日，且千年矣。而白话犹未成为国语。岂不以其无人为之明白主张，无人为国语作辩护，故虽有有价值的着述，不能敌顽固之古文家之潜势力，终不能使白话成为国语也?
法国国语文学之发生，其历史颇同意大利文学。其初仅有俚歌弹词而已。至尾央(villon，1431-?)之歌词，马罗(marot，1496-1544)之小词，法文始有文学可言。后有龙刹(pierrederonsard，1524-1585)及杜贝莱(joachimdubellay，1525-1560)者，皆诗人也。一日两人相遇于一村店中，纵谈及诗歌，皆谓非用法语不可。两人后复得同志五人，人称“七贤”(pléiade)，专以法语诗歌为倡。七贤之中，龙刹尤有名。一五五○年杜贝莱着一论曰：“ladéfenseetillustrationdelalanguefrancaise”，力言法国俗语可与古代文字相比而无愧，又多举例以明之。七贤之着作，亦皆为“有意的主张，辅之以有价值的着作”，故其收效亦最大也。
七贤皆诗人也。同时有赖百莱(rabelais，1500-1553)者，着滑稽小说“pantagruel”及“gargantua”以讽世。其书大致似《西游记》之前十回。其书风行一时，遂为法语散文之基础。
赖百莱之后有曼田(montaigne，1533-1592)者，着《杂论》(essay)，始创“杂论”之体，法语散文至此而大成。
及十七世纪而康尼儿(corneille，1606-1684，戏剧家)，巴士高(pascal，1633-1664，哲学家)，穆列尔(moliére，1622-1673)，雷信(racine，1639-1699)(二人皆戏剧家)，诸人纷起，而法国文学遂发皇灿烂，为世界光矣。
此外德文英文之发生，其作始皆极微细，而其结果皆广大无量。今之提倡白话文学者，观于此，可以兴矣。
二十日到文苦瓦(vancouver)。吾先与张慰慈(祖训)约，会于此。慰慈先二日到，今晨迎我于车站。同居一旅馆。慰慈为澄衷旧同学，五年前来美，今在埃阿瓦大学(universityofiowa)得博士学位。其论文题为astudyofthecommissionandcitymanagerplanofmunicipalgovernmentintheunitedstates(《美国市政府的市政委员会与市长规划研究》)。吾七年前去国时，在上海旅馆中与慰慈及仲诚为别，今仲诚死已数年，与慰慈话旧，不胜今昔之感矣。
在轮船公司得朋友书几封。读c.w.一短书及n.b.s.一长书，使我感慨。
二十一日上船。船名日本皇后。同舱者五人：贵池许传音，北京郑乃文，日本永屋龙雄，及慰慈与吾也。
追记杂事：
第94章 民国六年(1917)六月九日至七月十日(2)
十二日在绮色佳，适当吾师克雷敦先生(professorjamesedwincreighton)在康乃耳大学教授二十五年之期。其旧日哲学学生之已成名者十余人各贡其专治之学，着为文章，合为一集刊行之，以为《克雷敦先生纪念集》。是夜行奉献仪。大学校长休曼先生致颂词。哲学教授汉门先生(prof.n.a.hammond)主席。哲学教授阿尔贝(prof.ernet.albee)为学生中之最长者，致献书之词。词毕，以精装之册奉献于先生。先生致答谢词。
明日，吾购得此册，于舟车中读之。克雷敦先生为此邦“理想派”哲学(idealism)之领袖，故其徒所为言论，往往针对“实验派”(pragmatism)(instrumenatalism)及“实际派”(neo-realism)为反对的评论。此集所攻，大抵以杜威(johndewey)一派之实验主义为集矢之的。其积极一方面，则重新表彰其所谓“物观的理想主义”之学说焉。(物观的理想派者〔objectiveidealism〕，以自别于巴克黎〔g.berkele〕之主观的理想主义也。)
吾在康乃耳大学时，有一老妇人名威特夫人(mrs.josephwaite)者，年六十馀矣，犹日日抱书上课听讲。吾与同班数次，每心敬其人，以为足为吾辈少年人之模范。今年吾重来此，遇之于途。夫人喜告我曰：“胡君，吾已于春间得学士学位矣。”吾因申贺意，并问其将来何作。夫人言将重入学，专治哲学，一年后可得硕士学位。吾闻之，深感叹其老年好学，故追记之。
追记杂事竟。
二等舱中有俄国人六十馀名，皆从前之亡命，革命后为政府召回者也。闻自美洲召回者，有一万五千人之多。其人多粗野不学，而好为大言，每见人，无论相识不相识，便高谈其所谓“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者。然所谈大抵皆一知半解之理论而已。其尤狂妄者，自夸此次俄国革命之成功，每见人辄劝其归国革命，“效吾国人所为”。其气概之浅陋可厌也。其中亦似有二三沉静深思之士，然何其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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