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等客中有托尔斯泰之子伊惹·托尔斯泰公爵(countilyatolstoy)。一夜二等舱之俄人请其来演说其父之学说。演说后，有讨论甚激烈。皆用俄语，非吾辈所能懂。明夜，又有其中一女子名gurenvitch者，演说非攻主义，亦用俄语。吾往听之，虽不能懂，但亦觉其人能辩论工演说也。演毕，亦有讨论甚烈。后闻其中人言，此一群人中多持非攻主义，故反对一切战争。惟少数人承认此次之战为出于不得已。
自纽约到文苦瓦，约三千二百英里。
自文苦瓦到上海，五千四百一十二英里。
以中国里计之，自纽约到上海，凡二万八千五百里。
廿七日，与朝河贯一先生谈。先生言曾劝英国书贾丹特(dent)于其所刊行之《人人丛书》(everyman’slibrary)中加入中国、日本之名着。(先生言丹特但愿加入日本名着，曾以书询先生，先生因劝其并列中日两国书云)丹特君已允加入五册。中两册为中国重要书籍。(日本三册，中国仅得两册，未免不公)先生因问我此两册应如何分配。吾谓此两册之中，第一册当为儒家经籍，宜包：
(一)诗经(吾意《诗经》当另为一册)
(二)四书
(三)孝经
第二册当为非儒家经籍，宜包：
(一)老子(全)
(二)庄子(内篇)
(三)列子(第七篇--“杨朱篇”)
(四)墨子(选)
(五)韩非子(选)
先生甚以为然，因问我肯编译此两册否。吾以为此事乃大好事业，可收教育的功效，遂许之。(吾久有志于此举。前年在绮时，散仆生(prof.m.w.sampson)先生曾劝我为之。彼时以人望轻，即言之亦不得人之听，故不为也)先生言丹特君但许每页得五十钱，此仅足偿打字费。故彼意欲令丹特于五十钱一页之外，另出打字费。若能办到此一层，彼当以书告我。我诺之。(此事后来竟无所成，我甚愧对朝河先生。--廿三年九月胡适记。)
舟中无事，读新剧若干种，记其目如下：
(1)oscarwilde：ladywindermere’sfan
(2)w.b.yeats：thehour-glass
(3)ladygregory：therisingofthemoon
(4)hermannsudermann：thevaleofcotent
(5)eugènebrieux：theredrobe
(6)bj·rnstjernebi·rnson：beyondhumanpower
〔中译〕(1)奥斯卡·瓦尔德：《温德曼女士的扇子》
(2)w.b.叶芝：《沙漏》
(3)格里高丽女士：《月儿升起》
(4)荷曼·桑德姆：《克顿谷》
(5)欧捷里·布莱克斯：《红袍》
(6)布斯提里·布尔什：《超越人之力量》
二等舱里的俄国人嫌饭食不好，前天开会讨论，举代表去见船主，说这种饭是吃不得的。船主没有睬他们。昨夜竟全体“罢饭”，不来餐堂。餐时过了，侍者们把饭菜都收了。到了九点钟，他们饿了，问厨房里要些面包、牛油、干酪、咖啡，大吃一顿。
此次归国，叔永、杏佛、经农皆有诗送行。后经农远道自美京来别，叔永有“喜经农来，期杏佛不至”诗。杏佛三叠其韵，其第三首为《再送适之》，为最自然，因录之于此：
遥泪送君去，故园寇正深。共和已三死，造化独何心?
腐鼠持旌节，饥乌满树林。归人工治国，何以慰呻吟?
柳亚子寄杏佛书(节录)
……胡适自命新人，其谓南社不及郑陈，则犹是资格论人之积习。南社虽程度不齐，岂竟无一人能摩陈郑之垒而夺其鍪弧者耶?又彼创文学革命。文学革命非不可倡，而彼所言殊不了了。所作白话诗直是笑话。中国文学含有一种美的性质。纵他日世界大同，通行“爱斯不难读”，中文中语尽在淘汰之列，而文学犹必占美术中一科，与希腊、罗马古文颉颃。何必改头换面为非驴非马之恶剧耶!……弟谓文学革命所革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两言尽之矣。……
此书未免有愤愤之气。其言曰：“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理想宜新，是也。形式宜旧，则不成理论。若果如此说，则南社诸君何不作《清庙》《生民》之诗，而乃作“近体”之诗与更“近体”之词乎?
七月三夜月色甚好。在海上十馀日，此为第一次见月。与慰慈诸君闲步甲板上赏月，有怀美洲诸友。明日作一词邮寄叔永、杏佛、经农、亦农、衡哲诸君：
百字令
几天风雾，险些儿把月圆时辜负。待得他来，又苦被如许浮云遮住。多谢天风，吹开孤照，万顷银波怒。孤舟带月，海天冲浪西去。
遥想天外来时，新洲曾照我故人眉宇。别后相思如此月，绕遍人寰无数。几点疏星，长天清迥，有湿衣凉露。凭阑自语，吾乡真在何处?
陆放翁词云：
……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
此即吾“吾乡真在何处”之意。
连日与同船的俄人闲谈，知此间六十馀人中，无政府党凡四十五个，其他二十人则社会党人也。以吾所观察，觉无政府党中除两三领袖之外，皆无意识之急进少年也。其中领袖如前所记之女子名gurenvitch夫人者，及一老人名rohde者，皆似有定见有阅历之人。社会党中人数虽少，然吾所与谈者皆似稳重通达事理之人。
上所记两党人数之多寡，实系偶然，不可据此遂说俄国之无政府党多于社会党可三倍也。
七月五日下午四时船进横滨港，始知张勋拥宣统复辟之消息。复辟之无成，固可断言。所可虑的，今日之武人派名为反对帝政复辟，实为祸乱根苗。此时之稳健派似欲利用武人派之反对复辟者以除张勋一派，暂时或有较大的联合，他日终将决裂。如此祸乱因仍，坐失建设之时会，世界将不能待我矣。
因船期甚短，故已决计不去东京一游，拟与慰慈上岸寄信买报。方登岸，即遇嘉定潘公弼君，言东京友人郭虞裳、俞颂华两君知吾与慰慈归国，坚邀去东京相见。两君因今日有考试，故托潘君来迎。诸君情意不可却，遂以电车去东京，与郭俞两君相见甚欢。两君皆澄衷同学也。此外尚有戴君克谐(字蔼庐)与颂华同居。诸君邀至一中国饭馆晚餐。虞裳言有湖南醴陵李君邦藩(字石岑)曾读吾文，闻吾来甚思一见。因以书招之来，席上相见，谈及傅君剑、谢诮庄诸故人，皆醴陵人也。
诸君欲我与慰慈在东京住一二日，然后以火车至长崎上船，吾辈以不欲坐火车，故不能留。是夜九时，与诸君别，回横滨。半夜船行。
在东京时，虞裳言曾见《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因同往买得一册。舟中读之。此册有吾之《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本为致陈独秀先生书中一节)，及论文学革命一书。此外有独秀之《旧思想与国体问题》，其所言今日竟成事实矣。又有日本人桑原隲藏博士之《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一文，其大旨以为治中国学宜采用科学的方法，其言极是。其所举欧美治中国学者所用方法之二例，一为定中国汉代“一里”为四百米突(十里约为二英里半)，一为定中国“一世”为三十一年。后例无甚重要，前例则历史学之一大发明也。末段言中国籍未经“整理”，不适于用。“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也。其所举例，如《说文解字》之不便于检査，如《图书集成》之不合用。皆极当，吾在美洲曾发愿“整理”《说文》一书，若自己不能为之，当教人为之。又如《图书集成》一书，吾家亦有一部，他日当为之作一“备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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