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服饰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为汉族服式，承袭秦汉遗制;一为少数民族服饰，袭北方习俗。汉族男子的服饰，主要有衫。衫和袍在样式上有明显的区别，照汉代习俗，凡称为袍的，袖端应当收敛，并装有祛口。而衫子却不需施祛，袖口宽敞。衫由于不受衣祛等部约束，魏晋服装日趋宽博，成为风俗，并一直影响到南北朝服饰，上自王公名士，下及黎庶百姓，都以宽衫大袖，褒衣博带为尚。从传世绘画作品及出土的人物图像中，都可以看出这种情况。除衫以外，男子服装还有袍襦，下裳多穿裤裙。
北方少数民族的男子服饰，主要有袴褶和裲裆。袴褶是对战国时流行的一种胡服改進，汉魏时主要用于军队，魏晋以后虽然还作为戎装，但已是民间普遍穿着的便服了。它的特点，主要是衣紧而窄小，长与膝齐;袴管宽松，下长至足。裲裆是一种只有胸、背两片的服装，在肩部用皮制的褡襻连缀，腰间有皮带扎束。这种服装，后世沿袭了很久，称为“背心”或“坎肩”。
魏晋南北朝时期妇女服装承袭秦汉的遗俗，并吸收少数民族服饰特色，在传统基础上有所改進，一般上身穿衫、袄、襦，下身穿裙子，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袖口肥大，裙为多折裥裙，裙长曳地，下摆宽松，从而达到俊俏潇洒的效果。加上丰盛的首饰，反映出奢华糜丽之风。
这时期的妇女发式，与前代有所不同。两晋流行的“蔽髻”，是一种假髻，晋成公《蔽髻铭》曾作过专门叙述，其髻上镶有金饰，各有严格制度，非命妇不得使用。普通妇女除将本身头发挽成各种样式外，也有戴假髻的。不过这种假髻比较随便，髻上的装饰也没有蔽髻那样复杂，时称“缓鬓倾髻”。另有不少妇女模仿西域少数民族习俗，将发髻挽成单环或双环髻式，高耸发顶。还有梳丫髻或螺髻者。在南朝时，由于受佛教的影响，妇女多在发顶正中分成髻鬟，做成上竖的环式，谓之“飞天髻”，先在宫中流行，后在民间普及。
纶巾，是幅巾的一种，一般认为以丝带织成。因传说为诸葛亮服用，故名“诸葛巾”。幅巾束守，即不戴冠帽，只以一块帛巾束首，始于东汉后期。一直延续到魏晋，仍十分流行。魏晋时期冠帽也很有特色。汉代的巾帻依然流行，但与汉代略有不同的是帻后加高，体积逐渐缩小至顶，时称“平上帻”或叫“小冠”。小冠上下兼用，南北通行。如在这种冠帻上加以笼巾，即成“笼冠”。笼冠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冠饰，男女皆用。因以黑漆细纱制成，又称“漆纱笼冠”。另外，帽类有几种样式：一种“白高帽”，“其制不定，或有卷荷，或有下裙，或有纱高屋，或有乌纱长耳”;一种“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等等。
文学
* 诗歌和小说
建安七子之后，在文学上有较大成就的是晋、宋之际的陶潜。陶潜，字渊明，浔阳柴桑(江西九江)人。他的代表作是散文《桃花源记》，讲述了一个幸福的世外桃源。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汉代和三国时，七言诗已有一定发展。刘宋时的鲍照对七言诗的发展又有新的贡献。他变逐句用韵为隔句用韵，并可自由换韵，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南方民歌以《清商曲辞》中的《吴声歌》(主要流行于太湖流域)和《西曲歌》(主要流行于江汉地区)为主。这些民歌有个共同特点，即几乎全是情歌。
北朝的民歌较之南方，更有一种大气。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只27个字，便描绘出了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象。
又如以五言为主的杂诗《木兰辞》，描写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的动人故事。由于写作技巧的纯熟，语言的丰富多彩和运用上的别致，使它成为北方民歌中的上乘作品。
在南北朝时代，骈文盛行。骈文是从汉赋发展来的。经晋末宋初颜延之等人的提倡，强调用典和对偶，于是俳(对偶)体逐渐形成。南朝梁时沈约提倡声律，诗文又逐渐向律体转变。到南朝末期，徐陵、庾信等人把骈文发展到高峰，他们专讲形式上的技巧，缺乏实际内容。
由于佛、道的广泛流传，神话和志怪小说也开始兴起。著名的有东晋葛洪的《神仙传》、干宝的《搜神记》和梁吴均的《续齐谐记》。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内容则属文人轶事，反映了东汉至东晋士族的生活面貌。
* 文学批评
随着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和文学选集专著。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名著。全书共五十篇，系统的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和创作方法，体大思精，是前人文学批评的总结性著作。
史学
西晋陈寿著的《三国志》和宋范晔的《后汉书》是这一时期史学的代表作。
《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包括《魏志》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历史。陈寿吸取魏、吴史书的材料，又自编蜀国史书，编纂成为《三国志》。
陈寿写书时，正当魏晋之际，天下乱离，资料不全，故内容显得不很充实，也没有表和志。但《三国志》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陈寿死后百余年，三国史料大量出现，南朝宋文帝以《三国志》过于简略，下令裴松之作注。
《史记》、《汉书》注重训释文义，而裴注《三国志》则重在增补史实。据粗略统计，注中列举魏晋著作二百多种，而且截取史料比较完整，注文的文字总数超出正文三倍，故注文价值不亚于《三国志》正文。
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共一百二十卷，主要记载了东汉自光武帝刘秀到献帝刘协近二百年的历史。范晔在诸家后汉史，特别是在刘珍等人《东观汉记》的基础上，斟酌去取，写成了《后汉书》。由于他死得过早，《志》没有写成。所以纪、传的作者是范晔，志的作者是东晋的司马彪。
《后汉书》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故后来居上，淘汰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梁刘昭为《后汉书》作注，又把晋人司马彪《续后汉书》的三十卷《志》抽出来，加以注释，补入《后汉书》。
除了上述两部史学著作外，还有南齐沈约的《宋书》，梁萧子显的《南齐书》，北齐魏收的《魏书》。南齐臧荣绪的《晋书》是唐修《晋书》的蓝本。北魏崔鸿作《十六国春秋》，专记十六国历史，现在仅存有辑本。
这一时期，人物传记和地方志也已兴起。梁释慧皎的《高僧传》为二百五十多个和尚写了传，是研究佛教史的史料。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研究汉中和四川、云南、贵州地方史的重要材料。
书法
书法在曹魏时，钟繇创立楷书，独享盛名于一时。东晋王羲之吸收了汉魏诸家精华，集书法之大成，兼善隶、草、真、行，被称为书圣。人们评论他写的字是“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书法成就不减其父，人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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