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比较著名的人物画家是梁楷。他年轻时专心临摹李公麟的“白描”，中年以后放弃了线条描摹的方法，而是以简单的笔墨、粗放的气势和具有冲击力的浓墨表现出人物的神形。其代表作是《李白行吟图》。梁楷抓住李白性格特征中传神的瞬间，通过寥寥几笔就将李白的诗魂风神勾画得惟妙惟肖。他的画风拓展了中国绘画中人物画的“遗形传神”的表现境界。
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
山水画是宋朝绘画臻达的最高境界。在中国绘画史上，尽管山水画出现得较晚，但却比欧洲风景画要早一千多年。汉朝时，山水仅作为人物背景出现，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但技法仍然不成熟。隋唐山水画则進入了成熟期，出现了“青绿山水派”和“水墨山水派”。到了宋朝，山水画开始走入鼎盛时期。
宋朝知名的山水画家有北宋的李成、范宽、郭熙、米芾父子，南宋的刘松年、李唐、马远、夏珪等人。
大致来说，因为北宋定都在汴京，所以北宋山水画着重塑造的是黄河两岸关洛一带的山水形象，雄强挺拔，此外，还有米芾父子画的江南的山水画。南宋时期，定都杭州，因此画风由北宋的雄强厚重转化为空灵俊秀、疏林晚照。
北宋的李成，琴棋书画都十分擅长，他最初师从关仝，后遂自成一家，惜墨如金，好以直擦之皴法，写平远寒林，其树木作节处，不用墨圈但下一大点，通身以淡墨空过。所画雪景，峰峦林屋，皆用淡墨，水天空处，全以胡粉填之，论者奇之。当时他已经悟到了远近透视之法，山上之亭馆，仰画飞檐，这表明宋时对于远近明暗等法，已有相当发明。李成画派得其传者有许道甯，李宗成、翟院深三人。许得成之气，李得成之形，翟得成之风。许道甯始尚矜谨，老年笔墨简快，故峰峦峭拔，林木劲硬，别成一家。
范宽，北宋前期画家，生性好酒好道。为了画好山水画，他到山中居住，并遍游山水异景奇观，形之于笔墨，从而形成了大气磅礴、沉雄高古、笔墨浑厚的特点。代表作是《溪山行旅图》。
郭熙，北宋中期山水画大家。他初学李成，博采众长后自成一家。他的作品多为高山长岭，雄奇中含灵动之意，同时也有平远小景，描绘云烟出没的清景丽色。代表作有《早春图》和《兰山春雪图》。
南宋时期的画家马远擅长山水画的构图，不去表现山水的全貌或正面，而是突出富有特色的山水一角，使画境扩大。代表作是《踏歌图》。
而夏圭则喜用山水的局部一角或半边表现主体情思。画风平易舒淡，典雅清朗。代表作是《溪山清远图》。
李唐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著青绿，他的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山水画家的影响很大。
宋朝绘画，除了人物画、山水画、花鸟画之外，还出现了描写城乡生活的社会风俗画。生活在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是其中最优秀、最有名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首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汴河两岸清明节前后的风貌。
《清明上河图》描写了开封汴河沿岸店铺林立、市民往来的热闹场面，反映了宋代商业、运输以及阶级关系的某些侧面，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清明上河图》现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长卷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画晨光下，郊外河岸上慢慢行進着的一支驮着重物的驴队;第二部分描写汴河交通繁忙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像彩虹般横跨汴河两岸的“虹桥”，桥上熙熙攘攘，车水马龙，非常热闹;第三部分画市区街景，各行各业，应有尽有，街上行人，来来往往。整幅画宽25.5厘米，长525厘米，共画了各类人物800多个，牲畜94头，树木 170多棵。它把汴京郊外的菜园风光、汴河上的交通运输、街头的买卖状况、沿街房屋的建筑特征、船夫们的紧张劳动、士大夫们的悠闲自得、雄伟的虹桥、巍峨的城楼以及车子、轿子、骆驼，一一描绘得十分逼真。这幅画感染力强，欣赏价值高，受到人们的普遍喜爱，并被很多画家摹仿。
扩大欧亚交往的统一王朝 元朝
(公元1206年---1368年)
在南宋偏安于江南之际，北方的一支少数民族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开始强大，并逐渐统一了漠北草原，随之建立了草原帝国“大蒙古国”。新兴的蒙古国在强烈的扩张欲望驱使下，三次西征，横跨欧亚大陆，甚至打到了今天的俄罗斯、波兰、匈牙利一带，令欧洲也为之震动。其后，回师的蒙古军队在大汗忽必烈的率领下，南下先后灭掉了西夏、金和南宋，并在1271年正式建立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大兴)。中华历史大舞台在宋朝拉上帷幕后，再度出现了一个王朝统治的格局，继续上演着似曾相识的一幕幕悲喜剧。
虽然元朝的统治者在一些史学家们看来是未开化的蛮族，但事实上，它继承并发展了历代中原王朝的传统，对中国的治理是卓有成效的。史书记载，元朝的创建者忽必烈热心汉文化，并在继承大汗王位后，改革蒙古旧制，实行汉法，任用汉人，吸收了汉族文化中的有益之处。这使得中国文化在元朝时得以继续发展，文学形式上以元曲著称，并与唐诗宋词比肩共同为后世所推崇;绘画艺术则在宋朝的基础上达到了又一颠峰时期。
此外，由于蒙古三次西征，使东起太平洋，西到波罗地海，南临波斯湾，蒙古大汗的金牌可直达各地，以往阻塞不通的道路得以开辟，欧亚大陆的交往在元朝时進一步加强，可以说盛极一时。这种交往一方面体现在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书籍大量传入中国;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中国的火药和各种工艺技术、丝绸等商品大量進入欧洲。这种交往使东西方在科技等方面相互借鉴，進一步促進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也正是得益于这种交往，才有了最早系统的向欧洲介绍中国的一部书：《马可?波罗游记》。书中不仅介绍了元朝大都以及其它城市的风土人情，而且向欧洲人介绍了元朝丰富的物产、发达的工商业和交通、宗教、科技和各种完善的制度，对欧洲的发展给予诸多的启示。
不过，从另一方面，由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人种的混杂也逐渐增多。其产生的后果就是这些混杂人种的后代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推背图》和《梅花诗》中关于元朝建立的相关预言
《推背图》第二十五象预言了元朝的建立及整个元朝的气数。图中画一把铁斧，柄分十节，内涵十分浓缩;粗略的解释是：斧头(铁)，斧柄(木)，暗指元太祖叫铁木真;斧柄分十节意思是接下来元朝有十个皇帝。简简单单一幅图，就将一个朝代的大趋势刻画尽致。
谶文是：“北帝南臣，一兀自立。离离河水，燕巢补。”“北帝南臣”预示着南朝(汉人)将向北方(胡人)臣服。“离离河水”指元太祖称帝于离河。颂文是：“鼎足争雄事本奇，一狼二鼠判须臾。北关锁钥虽牢固，子子孙孙五五宜。” 其中“子子孙孙五五宜 ”，“五五”为“十”是一个意思，指元朝历经十个皇帝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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