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北方的重要城市，沿着陆路交通干线，有涿州、真定、大同、太原、平阳、奉元(西安)、开封、济南等;再向北则有上都、和林、镇海等城市，集中着大批汉族和西域商人。此外肇州(黑龙江肇源西南)也是东北重要城市。在西南方面则有成都、昆明、大理等城市，使西南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也都纳入了全国的商业网。再西一直通至西藏日喀则萨迦寺一带，并和尼泊尔取得贸易联系。
沿着运河和长江，一些旧有的商业城市更蓬勃发展起来，如杭州、平江、镇江、集庆(南京)、扬州等城市是比较著名的。
此外，沿海城市有广州、泉州、福州、温州、庆元(宁波)、澉浦、上海等，其中除福州外，都是设有市舶司和提举司的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如泉州已成为对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出口商品有瓷器、丝绸等，進口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曾提到与泉州有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近百个。
1270年(至元七年)，国内商税“以银四万五千锭为额，有溢额者别作增余”，至1289年(至元二十六年)，商税已增至“腹里为二十万锭，江南为二十五万锭”，共计四十五万锭。不到二十年，增长了十倍。商税的增长反映出当时商业的繁荣。
可以说，在忽必烈统治期间，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元朝的繁荣富庶我们同样可以从马可?波罗的游记中窥见一二。
忽必烈做了二十年大汗，后统治中国十五年，在位共三十五年。至元三十一年去世，享年八十岁，死后庙号世祖。
对忽必烈的评价
从上述忽必烈的文治武功而言，可以说，忽必烈是蒙古继成吉思汗后一位最伟大的帝王，尤以其统治期间(1260--1294)为蒙古的鼎盛时期，对蒙古帝国而言是一个划时代的时间。从此，蒙古人控制东亚到西亚的局面，一直到十四世纪中叶才结束。而其领土则包括亚洲及欧洲东部，疆域之广，前古未有。
《元史》对忽必烈的评价为：“其度量宏广，知人善任使，信用儒术，用能以夏变夷，立经陈纪，所以为一代之制者，规模宏远矣。”
对于这位伟大的皇帝忽必烈，身为外国人的马可?波罗又是如何评价的呢?在他的游记中，他写道：“忽必烈大汗为诸君主之大君主或皇帝”，是“人类远祖亚当(Adam)以来迄于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并且认为“彼实有权被此名”。而在另一部外国人所著的《蒙古源流》中，对忽必烈的评价是“治理大国之众，平定四方之邦，四隅无苦，八方无挠，致天下井然，俾众庶均安康矣。”
而波斯史家瓦撒夫(Wassaf)说：“自我国(波斯)境达于蒙古帝国之中心，有福皇帝公道可汗驻在此处。路程相距虽有一年之远，其丰功伟业传之于外，致达吾人所居之地，其制度法律，其智慧深沈锐敏，其判断贤明，其治绩之可惊羡，据可信的证人，如著名商贾、博学旅人之言，皆优出迄今所见的伟人之上。”
可见，马可?波罗的游记和中国史家对忽必烈的评价可以相互验证，忽必烈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汗和皇帝。
那么，忽必烈大汗是不是真的“实有权而被此名呢?”我们认为，马可?波罗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当时的元王朝实现了空前的统一，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国家非常强盛。更为重要的是，元帝国还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对于来华的外国人持欢迎的态度，甚至还给予一定的优待。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受到忽必烈大汗的喜欢和器重，自称多次被派遣出使各地。这一方面使他对大汗产生崇敬和爱戴之情，另一方面也使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帝国疆域之广大和社会之繁荣。在与他游历所经的欧洲、西亚等各国的对比之下，产生忽必烈大汗为“今日世上从未见广有人民、土地、财货之强大君主”的想法。
再从马可?波罗所居住和认识的西方世界来看：意大利各城市分立，且常有纠纷。马可?波罗回到故乡威尼斯时，在一次与热那亚城市海战时竟战败被俘。他的《游记》是在狱中口述，为另一囚犯所记的。罗马教皇名义上是西欧共主，实际上毫无威信，欧洲各国纷争不已，与大一统的元帝国有天壤之别。因此马可?波罗赞扬忽必烈大汗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扩大的欧亚交往
蒙古大军自成吉思汗起的三次远征，使蒙古成为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到了忽必烈灭掉南宋，统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王朝，这个帝国达到了鼎盛时期。虽然这个帝国所属的四大汗国因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而相继演化为独立的国家，但它们在元朝的对欧亚的交往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方面却起着积极的作用。
首先，这些独立的汗国依然尊奉元朝皇帝为大汗，称之为“一切蒙古君主的君主”，承认元朝皇帝为其宗主，它们是元朝的“宗藩之国”。因此，这些汗国的汗未要得到元朝皇帝--大汗的认可，而且，相互间使节来往不断。西方使节和商人前往中国，也都要经过这些汗国。一些城市成为了东西方往来的交通枢纽。从1240年到1340年的100年间，是中国和欧洲可以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和土耳其人都多少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
其次，蒙古三次西征，都有大批外国官员和工匠被掳东来，以后又有大批中亚商人、旅行家相继来到元朝，他们中有回回人、西域人、大食人等。他们在元朝从政经商，也带来了阿拉伯的科学和文化。在整个元朝，波斯、阿拉伯天文立法、数学、医学、史学等书籍大量传入中国。
与此同时，一些蒙古人和汉人也迁往中亚、西亚各地。当时，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1000年。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医药、艺术等在此时经过阿拉伯传入欧洲，影响着欧洲的历史進程。
当时来到中国的商人应该非常多，但留下文字资料的只有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虽然一些人质疑其游记的真实性，但时间为他做出了证明。其书中所记载的路线和诸多关于元朝的记述都被证明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扩大的欧亚交往一方面促進了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但另一方面，由于人口的迁移，人种的混杂也逐渐增多，这样致使后代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根，也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忽必烈之后的皇位之争
1294年，元世祖忽必烈去世之后，他的孙子铁穆耳即位，是为成宗。他在位时间较后代其他皇帝都长，为十三年(1295年～1307年)。铁穆耳是个守成之君，基本上执行着元世祖的既定政策，没有更多的建树。
成宗死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开始走向衰弱。在随后的26年中，元朝一共换了7个皇帝。成宗因为没有儿子，所以由其侄子海山继承，这就是武宗。武宗在位四年多(1307年～1311年)，后由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嗣位，即仁宗。仁宗在位九年多(1311年～1320年)，死后，传位于儿子英宗。英宗统治时期，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皇权之争与权臣派系之争非常激烈，政局不稳。以御史大夫铁失为首的一派权臣，勾结诸王亲贵，发动政变，于上都之南三十里的南坡，刺杀英宗，史称“南坡之变”。他们拥立忽必烈孙、晋王也孙铁木耳为帝，是为泰定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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