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定年号与国号。由元世祖即位开平的元年，开始定年号为中统元年。而国号则是采纳刘忠秉的建议，名为大元。过去历代都由当初封邑之名为国号，而其以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文义命名，也说明了蒙受统治者接受中国的文化传统后，竟以承继唐尧虞舜之绪而自居。
2.建都邑，继续推行仿唐、宋制度建立的政治体系。公元1272年，元世祖正式以燕京为大都、开平为上都。又盖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皇帝春夏在夏都，秋冬在冬都。所以在地理上而言，大都是控制中国大本土的政治中心，而上都则是负责控制北方蒙古本土。
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帝国仿照唐、宋制度建立了各个政权机构，在首都设立了六部，并将中央权力分成行政、军事、监察三大部分。同时还仿照金人作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所辖各省。忽必烈则继续推行和完善上述政治体系。
3.隆祀典。蒙古一直以来，祭祀之礼都仅仅是割牲肉奠马乳以蒙古的巫师祝致词而已。到了元世祖时期开始大隆祀典，除了完成七庙之制和一切祭祀的典礼，并还追尊皇祖考妣之尊号与庙号。
4.制定文字。蒙古人本来只有语言而无文字，之后逐渐使用畏吾儿的拼音字。后来元世祖尊吐蕃僧八思巴为国师，运用吐蕃文字另造蒙古新字一千余，又由于受了汉人影响，格式采用直书。
5.确定国教。蒙古在长期争战之中受了宗教影响，深刻感到要完成政治统一必须尊重宗教。所以元世祖统一中国后，对宗教采取放任的态度，而众多教派中以佛教的喇嘛教最受崇敬。忽必烈本人对于佛道尊崇有加。在他的提倡下，全国佛寺达到4.2万座。
6.制定历法。元世祖一统天下便改修历法，于至元十七年颁行“授时历”，为唐宋以来最完善正确的历法。之后又经多次修订，到郭守敬修正完毕，八十几年间不曾出错，可谓元朝一大事。
7.制定行钞法。社会上流行的铜钱经宋辽金至元已非常混乱，不如银丝的简单，所以以丝银为本(纸钞成为丝银替代物)，较易维持币值。而元世祖本意想大力奠定纸币政策，但因百姓习惯使然而逐渐作罢。
8.水利交通。元世祖时水利交通的重要建设有二项：一为开运河，包括会通河以及通惠河的开辟，使南北运河全面开通，而江淮漕运可直达燕京;这加强了南北方的交流;一为通海运，使海运于元朝正式成为国家的漕运航路。
9.完成站赤(驿站)制度。元朝赖以统治其庞大区域，保持全国政治军事、经济与交通联系的就是"站赤制度"。蒙古人所谓的站赤制度就是驿站，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到了元朝将其加以扩充，在元世祖时终告完成。据记载，全国站赤共有1400处，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边远地区和四大汗国间的驿站。
和驿站相铺而行，专用以传递紧急文书的机构叫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丁五人。铺丁一昼夜行四百里，用徒步奔驰，辗转传递军政机要文书。
元代的驿传制度对当时的波斯、俄罗斯、埃及和中亚、西亚诸国都产生了影响，在俄罗斯竟沿用了数百年之久
10.建立农社制度。元世祖即位，因其习知汉人的风土人情，乃提倡农业，定立“农社制度”。其制度相当周详，为一种国家监督下的农民社团组织，目地为振兴农田水利，亦兼有政治性的组训作用，以与其军政制度相配合。
三、平定叛乱，加强对边疆的管理。海都是窝阔台汗的孙子，对大汗位落入拖雷系一直心怀不满。阿里不哥失败后，他占领窝阔台汗国领地，于1268年(至元五年)发动叛乱。被击败后，他又和察合台汗的孙子笃哇勾结在一起，骚扰火州(吐鲁番高昌故城)。1287年，海都又煽动东部诸王后裔乃颜、势都儿、哈丹等人发动叛乱。元世祖闻讯后，亲率两路大军前往镇压，消灭了叛乱势力。
元世祖在平定东北诸王叛乱后，设置了辽阳行省，并在叛王封地内置万户府，用以削弱藩王的权力。这时海都在西北仍不断骚扰，1289年七月，世祖已经74岁，仍决定率兵亲征。海都闻讯远逃。世祖去世时，海都已被逐出阿尔泰山之北。 1302年，海都败死。1306年，海都子察八儿投降，西北诸王的叛乱，至此全被平定。
忽必烈统治时期，还加强了对边疆的管理。元朝政府在西藏设立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有都元帅、宣抚、安抚、招讨等使。乌斯即前藏，藏即后藏，纳里速?古鲁?孙即阿里三部。当时把前后藏分为十三个万户，万户长以上的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此外，还在西藏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总之，从元朝开始，西藏地区已正式成为我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元朝还在云南设置了行省。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此后，云南和内地的联系更加密切。此外，元朝政府在台湾地区正式建立行政权力机构，即澎湖巡检司。
元朝的大统一和采取的管理措施，促進了边疆各族和中原地区经济、文化联系的发展;各民族联系的加强，又巩固了空前统一的国家。由于当时大量汉族被签发到边地去开垦，边疆各族也大量迁入内地定居，宋、辽、西夏、金时期各少数民族偏守一隅的情况逐渐有了变化，相互间开始加强了沟通和联系。
此外，忽必烈还尊孔重道，任用贤才，兴办学校;劝课农桑、安恤流民。他还“复租税，均赋役;明刑典，理狱滞”。
忽必烈统治时期的经济繁荣
忽必烈统治时期采取的上述措施，有利的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方面，由于贯彻了重视农桑的政策，各地的农业生产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农业发展的表现，首先是水利灌溉业的发达。元初，内设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宋、金时的水利工程，在元朝都逐步得到了恢复。王祯《农书》中介绍用于灌溉的水车就有七种，其中高转筒车可引水到二百余尺的高地。
其次，粮食产量也有了较大的提高。元世祖时期，陕西关中地区的小麦"盛于天下"，关、陇、陕、洛出现了"年谷丰衍，民庶康乐"的景象。长江以南地区产量更高，仅江浙一省的岁粮总数就占了全国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当时北至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乞里吉思、谦谦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一带)，南至罗罗斯(四川南部)、乌蒙(云南昭通)，均有屯田
此外，由于南方农业的发展，南道棉的产区扩大得较快。与此同时，棉花在北方陕甘一带也普遍种植。当时大半个中国，已遍植棉花。
在商业方面，也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元朝的大都被称为“汗八里”，当时不仅是大汗的京城，也是世界上著名的经济中心之一。从东欧、中亚，从非洲海岸，从日本、朝鲜，从南洋各地，都有商队、使团来到大都。在国内，西藏的喇嘛们每次往返均要运输许多货物，是宗教团体而兼有商队的性质;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大都城内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珠宝等，也有单项商品集中经营的市场，如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驼骆市、珠子市等。商业行会的组织中，有“行老”负责业务上的内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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