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医学(比如推广种牛痘以防天花)、解剖学等被介绍到了中国。
康熙皇帝怀着浓厚的兴趣学习着来自西方的文化，同时关注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在这方面和他并列的只有同时代的俄国沙皇彼得大帝。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白晋、张诚等6位法国科学家在乾清宫受到康熙帝的召见，他们献上了从法国带来的30件科技仪器和书籍作见面礼。这些非同寻常的礼品，令康熙帝“天颜喜悦”，当即决定让他们入宫，担任自己的科学顾问。从此开始了外国科学家在清朝宫廷从事科学活动长达数十年的局面。
白晋等人入宫后，与康熙相处很融洽，工作也很顺利。他们对康熙热衷科学的态度给予了高度评价，曾把他们的见闻写在给路易十四(1643～1715年)的报告中。1698年巴黎出版的白晋著《中国皇帝康熙传》中有过如下记述：康熙带着极大的兴趣学习西方科学，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同我们在一起，白天和晚上还要用更多的时间自学。他不喜欢娇生惯养和游手好闲，常常是起早贪黑。尽管我们谨慎的早就来到宫中，但他还是经常在我们到达之前就准备好了，他急于向我们请教一些他已经做过的一些习题，或者是向我们提出一些新的问题……
有时他亲自用几何方法测量距离，山的高度和池塘的宽度。他自己定位，调整各种仪器，精确地计算。然后他再让别人测量距离。当他看到他计算的结果和别人测量的数据相符合，他就十分高兴。
对从法国带来的科技仪器，白晋说康熙“最喜欢的是用于观察天体的双筒望远镜、两座挂钟、水平仪，这种仪器精确度很高，他让把这些仪器摆放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把着直尺和圆规爱不释手”。
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2003年曾举办了“康熙大帝展”，展出故宫珍藏的康熙年间西洋科学仪器，至今仍运转自如，光彩耀人。这些展品主要有：(1)手摇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手摇计算机是法国科学家巴斯如于1642年制造的，通过里面的齿轮進位進行计算。故宫博物院收藏10台手摇计算机，都是康熙年间制作，能進行加减乘除运算。(2)铜镀金比例规。原是伽利略发明的计算工具，可以進行乘、除、开平方等各种计算。康熙的比例规增加平分、正弦等不同的计算。(3) 康熙角尺：尺上镌刻有“康熙御制”四个字。(4)平面和立体几何模型，全部由楠木精制，是清宫造办处为康熙学习几何学所制作的教具。(5)绘图仪。质地有银、木、漆、鲨鱼皮等，每套6至20余件不等。盒内装有比例规、半圆仪、分厘尺、假数尺、两脚规、鸭嘴笔等。为适用野外作业，有的还配有刀子、剪子、铅笔、火镰、放大镜、黑板、画棒等。这类仪器是康熙时期清宫造办处仿照西洋绘图仪器制作的，用于野外绘图。
这充分表明康熙时期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已经不再是以往的单向交流。不过，这种交流中中华文明依然处于一种强势地位，这也导致了清政府在对外交往中依旧采取了并非平等的态度。
康熙的为君之道及史书对康熙的评价
1722年，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大帝病逝，终年六十八岁。终其一生，可以说康熙是一位圣德之君。其为君之道主要在于：勤慎理政，仁爱宽刑。
《清史稿》对康熙皇帝的评价是：圣祖仁孝性成，智勇天锡。早承大业，勤政爱民。经文纬武，寰宇一统，虽曰守成，实同开创焉。圣学高深，崇儒重道。几暇格物，豁贯天人，尤为古今所未觏。而久道化成，风移俗易，天下和乐，克致太平。其雍熙景象，使后世想望流连，至于今不能已。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又曰：“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于戏，何其盛欤!
康乾盛世之世宗雍正统治时期
康熙后期，因为其子嗣众多，诸皇子为夺取皇位闹得不可开交。而康熙晚年崇尚无为而治，对于诸皇子的争斗也只能尽量调和。康熙帝最终在弥留之际将皇位传给了四子胤禛，也就是世宗雍正皇帝。雍正在位虽然只有十三年，但其务实的风格为康乾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 关于雍正的预言
唐朝高僧黄檗作了十四首《禅师诗》，对明朝灭亡、清朝各代、八年抗战、国共内战、国民党退守台湾等事件都進行了准确的预测。
在第三首中，他预言了雍正的即位以及在位时间。第三首是这样写的：“有一真人出雍州，鶺鴒原上使人愁。须知深刻非常法，白虎嗟逢一岁周。” 真人出雍州，指雍正将做皇帝。鶺鴒原上使人愁，指雍正杀死自己的兄弟，以巩固皇位。白虎嗟逢一岁周，白虎指甲寅年，指雍正死于这后一年。
* 雍正皇帝的务实之治
康熙晚年，吏治腐败，国库空虚，朋党林立，百姓深受其苦。雍正是一位勤勉的皇帝，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务实的举措，并任用能吏，严禁朋党，整顿吏治，继续发展经济。
首先，雍正即位伊始，就宣布打击朋党。其兄弟及其党羽相继被加以严惩。
其次，整顿吏治。对历年的钱粮亏空和积欠严追不休，限时归还。雍正时期，国库存银达到了六千多万两，为乾隆时期的富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史家评论说：雍正“澄清吏治，裁革陋规，整饬官方，惩治贪墨，实为千载一时。彼时居官，大法小廉，殆成风俗，贪冒之徒，莫不望风革面“。
第三，在经济上，实行“摊丁入地” 的政策。清初赋役的征派仍是按地亩、人丁两重标准進行的，导致不少弊端。为了稳定税收额数，清政府于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1711年(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银额为准，以后额外增丁，不再多征，叫作“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不是免除丁银。康熙末年，四川、广东诸省已有实行将丁口之赋摊入地亩征收的办法。雍正时，清政府進一步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办法，把康熙五十年固定下来的丁银(人丁2462万、丁银335万余两)摊入田赋银中，一并征收，称为“地丁制”。这样，无地或少地农民不摊或少摊丁银，使赋役负担一元化。从此，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的人头税基本上被废除。
第四，废除“贱籍” 。清时的贱民不完全具备人身自由，要听凭主人的支配，在法律上低人一等。贱民包括世仆，伴当，乐户和惰民。所谓世仆和伴当是指一种奴仆化的佃农。他们不仅要为主人耕种田地，交纳地租，还要终身服役，世代相承。乐户又称乐籍，主要指陕西和山西等地编入乐籍的贱民，从事歌舞吹打业等。惰民，是指浙江绍兴一带数以万计的贱民，男的充当婚丧礼仪中的帮手和牙侩，女的充当喜婆和送娘子等。他们禁止读书，缠足，不许与良人通婚，不得参加科举考试。雍正下旨将这些贱民除去贱籍成为良人，在法律上承认了他们与良人具有同等的地位。尽管这些贱民在实际生活中依然受到歧视，但雍正的这一政策的积极作用是非常明显的，这为他们進入各行业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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