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北伐军在江西的进攻受到了暂时的挫折。不过，在11月，终于攻克了南昌，但是两个月的战斗中，国民革命军伤亡近15000人。在攻打江西的同时，由国民党将领何应钦率领的军队攻克了福建。这样，到12月底，除了原来的广东和通过谈判而联合的广西外，国民党人已经夺取了湖南、湖北、江西和福建的省城和主要城市。贵州的军务督办也把其省名义上交给国民政府管辖。上述七省总人口将近 1.7亿人。
广州国民政府联席会议遂于11月11日议决将政府北迁武汉;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又议决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皆迁往武汉。随即，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闓即率领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北上人员，分批自广州出发，取道江西赴武汉。
而就在北伐军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苏俄和中共利用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而蒋介石又驻节南昌的机会，一手导演了一场由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共同发动的政变，试图将他们在国民党中已经失去的权力，全部抢夺回来。
1926 年12月13日第一批到达武汉的国民党中常委和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宋子文、徐谦、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宋庆龄、陈友仁、唐生智、董必武等，即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撇开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非左派的领导人，成立所谓“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推极左派徐谦为主席，宣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未在鄂开会之前执行最高权力。这便是武汉“俄国政府”的“前身和班底”。
而31日抵达南昌的谭延闓、张人杰等人，即于1927年1月3日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驻南昌，武汉仅设外交、交通、财政三部，鲍罗廷、徐谦等表示不能接受。
此后，武汉、南昌对临时联席会议的存废与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迁移，双方各执己见。为了平息内部纷争，南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于2月8日议决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往武汉。此后，又决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正式在武汉办公。3月3日，南昌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于本月6日全部迁鄂。6 日，谭延闓自南昌到武汉。
3月7日，由鲍罗廷提议并决定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会上，因谭延闓提出应推迟会期以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参加会议，却立即遭到中共党人和国民党极左派的坚决反对。因在出席会议的三十三人中，中共和左派占绝对优势，谭延闓的提议遂被否决。由是，苏俄顾问、中共和国民党亲俄亲共派完全控制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并在国民党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和其他领袖缺席的情况下，发动政变，决议废除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一职，即等于撤销了蒋介石中央常委会主席的职务;决议免去蒋介石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职务，组织部长职务虚位以待汪精卫归国担任，汪归国前则由中共党人吴玉章代理;决议由中共党人重新担任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以后所辞去的国民党重要职务，从而推倒了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曾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决议“提高党权、限制蒋介石独裁”，将正在领导着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诬定为“新军阀和新右派”，并从此立为被打倒的对象。
20日，国民政府新委员就职。汪则于4月1日自莫斯科返抵上海，10日到汉口，复任国民政府主席。
苏俄和中共利用北伐发动工农革命
苏俄和中共一方面决心反对北伐，一方面决定反对不成，就要利用北伐发动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其目地，一是要将全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北伐打倒军阀”改变为发动工农革命、实际是煽动农民造反，以造成发动中国共产革命的基础;二是要借用国民革命的名义，并以混淆两种不同的革命为手段，偷换国民革命的内容，以夺取发动共产革命的成功。
在北伐胜利进军后的湖南，由中共煽动起来的农民运动，把军阀已经打倒的湖南陷入了遍地暴民造反夺权的红色恐怖之中。据大陆出版的《中国现代史》教材称，一九二七年四、五月间，湖南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要求解决土地问题的阶段。4月10日，由中共操纵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发表 “告全省农民书”，提出农民运动不是减租减息，也不仅仅是要打倒土豪劣绅，而是解决土地问题。武汉国民党中央遂由毛泽东和国民党极左派邓演达等成立了“土地委员会”，颁布“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和“处分逆产条例”。规定“凡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即一切反革命者的财产，皆为逆产，一经合法发觉即行没收”。这个决议草案，因谭延闓等的反对而未能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但是，因中共发动与建立的湖南各级农民协会不仅形同各级政府，有权有枪，而且自设公堂刑狱，动辄批判斗争，随意逮捕杀人。中共领导人李立三的父亲即为农民协会所枪决。北伐军中许多出身于小地主的湖南籍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其家人未能逃出者，亦多被批判、斗争、关押或捕杀。这初步暴露了中共血腥、残暴的本性。
而在建立了国民政府的湖北武汉，工农运动亦是“如火如荼”。据同一本中共《中国现代史》教科书称：早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湖北省就已经成立农民协会三十四个，会员已有二十八万七千人。一九二七年三月底，武汉登记的工会组织已有五百多个，会员达八十万之多。武汉工人运动的声势之大，“适如北伐军取得武汉、江西与福建之震动于全中国、影响于全世界一样”。而武汉工人运动给武汉地区和武汉国民政府所带来的破坏，更是令人触目惊心。正如这部《现代史》所“揭露”的那样，由中共发动的武汉工人运动，“不仅随意罢工，随意要求增加工资，而且自组法庭监狱，随便捕人施刑，动辄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随意没收分配工厂店铺的现象，更是随时可见……在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两个月中，工人、店员罢工可考者达三十六次之多……频繁的罢工，不仅加剧了劳资纠纷，而且为武汉国民政府带来了重重困难：一是日本和英国关闭了在武汉的全部企业，二是民族工商业主因工人运动而不能聊生者纷纷抽逃资金，关厂罢业，举家潜逃。至一九二七年五月中旬，武汉一百三十多家大商行经营者仅剩二十四家，五月二十日武汉商人罢市，各家商店全部关门谢业，拒绝售货。三是工人大批失业，至四月底已达三十万人之巨。四是武汉国民政府收入日拙，月收入仅一百五十万圆，支出却达一千三百万圆，只能靠大量发行纸币以熬度艰难……”。至此，为北伐军胜利占领并建立了国民革命政权的武汉，几乎被苏俄和中共一手煽动并操纵的工农运动，闹成了一个死岛。
湖南和武汉如此，上海更是这样。中共为了夺权而抢在北伐军前面，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暴动，以图谋在建立“上海市民政府”的名义下，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巴黎公社”。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擅自组织工人武装以横行沪上，甚至威胁称：“如军政首长有意解散者，即为反革命。”整个上海世面混乱，人心不宁。上海商界更只能哀叹“自国军临沪以来，我商人乃处于憔悴呻吟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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