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编撰的《中国现代史》称：“1934年3月，广昌失守之后，红军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继续实行所谓短促突击，使红军和中央苏区损失更大。整个战争形势对红军和中央苏区越来越不利。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可能打破敌人围攻，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的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守，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等仓促决定中央红军(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1934年10月21日，中央红军连同后方机关八万六千多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萼都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开始长征。”部分中共红军则继续留守以牵制国军，在1935年3月大部分被消灭。
“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在军事上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从10月21日至11月30日，虽经红军英勇苦战，连续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是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损失过半，减至三万余人，并始终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博古等的左倾错误导致中央红军以至中国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在它对内的正式文件里承认是“失败退出”，而非“胜利长征”。 1935年1月，中共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军事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导致长征的原因是：一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共红军“只剩下长征一条路了”。二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逼迫中共中央领导人仓促决定“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可见，中共的长征是失败逃亡造成的、而非什么北上抗日(下文再详细分析)。
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在1927至1936年这十年间，不论是中共所称的瞿秋白的盲动主义，还是中共所指的李立三、或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按照苏俄的命令与指挥，旨在中国发动共产革命，一心颠覆中华民国和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目标上，都是完全一致的。至于他们的内部斗争和互相否定，只不过是在比较谁更忠诚于苏俄，谁在武装叛乱和武装叛国上面更有成绩，谁的思想和路线更能够达成叛乱和叛国的目标罢了。那只是其内部的是与非。但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却是共同的。
西安事变
关于西安事变爆发的预言
隋朝步虚大师的预言诗第六节中预言道：细柳营中，群雄豪饮，月掩中秋，酣睡未醒，双狮搏球，一坠其井，红粉佳人，面艳樱景。
“细柳营中”，指长安，也就是当今西安。“群雄豪饮，”张学良杨虎城陪同蒋介石、陈诚等各大要员豪饮共欢。在蒋公酣睡醉卧之际，张杨发起兵变捉蒋。二人相争，“红粉佳人”宋美龄出面时，局势得以解决，但二人之一的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被永久软禁。
军事叛变--西安事变的爆发和中共的幕后角色
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民国政府深感对日抗战实已无可避免，于是全国建设以充实国力，进行军事备战为主。而此时中共却不断扩大，进行武装叛变，处处牵制政府抗战方针。
前文已经讲过，蒋介石为了集中精力抗日，制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中共中央红军在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中，遭到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在经历了长征后，在陕北重新建立根据地。
当时中共的一贯支持者，一心想在其它国家进行红色颠覆的苏联亦开始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苏联意识到了改变对外策略的重要性，因此开始要求和命令各国共产党谋求与本国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但是，苏联采取的仍然是，既要建立统一战线，又要试图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实现共产党的领导，以使统一战线在实际上成为一个引导群众为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策略及手段。这个指导思想的建立，不仅为中共早期统一战线的谋划奠定了“阳谋”的形式，更为中共后期统一战线的谋略，埋藏下了“阴谋”的方向。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于 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的宣称：“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進攻苏区的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另一方面八一宣言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的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而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应付西北形势的需要，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副总司令为东北军的张学良，及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担任剿共任务。
中共为了求生存，于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在1989年后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现代史著述中已经明白无误的说道：“1935年秋，中共即令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同年十二月，中共又派汪锋对杨虎城及西北军将领做工作。” “一九三六年春王炳南则奉中共指派专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九十年代初，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华儿女》杂志，已专门发表吹捧王炳南是如何成为杨虎城幕僚，并如何胜利完成策反杨、张和参加策划西安事变的。
1936年4月，作为一方军阀的杨虎城为了扩张自己的军事势力，终与中共结盟。此后，中共往返西安、延安，進入内地，回归陕北，路条均由杨的十七路军提供。国民政府命令剿共的杨部，非但已与中共暗通款曲，甚至已经同流合污。然后，再由杨虎城去谋合已经被中共包围的张学良。
就张学良而言，其周围亦有多名中共党员和“左倾”分子，他们掌管了张学良一切秘密活动，一切与共产党联系的技术工作，以及东北军全军的人事工作。中共抓住张学良和东北军丧土失家的“情结”，接近他，然后包围他，从而使“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揽大权”，“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忿事急躁”的“少帅”张学良，终于不知不觉的改变了他的是非观。
在中共的渗透下，充满野心的杨虎城和涉世未深的张学良同蒋介石在政见上的分歧加剧，他们反对蒋的剿共计划，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张学良的几次面谏，都遭到了蒋的训斥。为了督促张、杨剿共，蒋介石于1936年10月和12月两次来到西安，布置剿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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