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即发动了武装军事政变，将蒋介石劫持扣留。蒋介石卫士排六十七名战士全部被杀。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报刊上公开揭露：当时“张学良决心杀蒋并已选定杀蒋人选”的事实，以及张、杨要和中共联合打倒南京、建立“西京”，即事变一旦成功便要成立“西安联合国民政府”的阴谋。而并非仅仅是张简单的提出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等主张。
由于目前对西安事变的内幕尚未完全弄清楚，更由于中共着意加以渲染，热情歌颂事变的发动者，一直主张抗日的蒋介石不仅蒙冤难申，更使后人意识不到这场政变对国家、民族命运可能造成的巨大危害。这无疑又是一个历史的“倒错”，是历史的是非曲直遭到混淆和曲解的严重恶果。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之所以以大量的谎言不遗余力的赞美事变的发动者，就是为了掩盖当年自身不顾民族大义的丑恶行为，以掩盖自身是西安事变的幕后策划者。诚如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史达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定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
但是，我们尚可从西安事变发生后引发的全国反应，来得出西安事变是如何的不得人心。事变爆发后，引起了全国各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清华大学的教授一致表示反对，被中共吹捧为战士的闻一多的态度犹为鲜明。为此，他与朱自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一群著名教授，起草了“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声明”。平日在课堂上从不讲多余之言的闻一多，此时也抛开讲义，怒气冲冲的说道：“真是胡闹，国家的元首也可以武装劫持!一个带兵的军人，也可以称兵叛乱!这还成何国家?国家绝不容许你们破坏!领袖绝不容许你们妄加伤害!”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一派主张武力讨伐，维持纲纪;一派主张和平救蒋，避免扩大内战。准备全面侵华的日本则暗中窃喜，他们希望中国内乱扩大，以利進一步侵华。而面临战争危险的苏联，为避免日本北攻，希望利用中国牵住日本，而蒋中正是当时中国抗日的唯一领袖，由于意在杀蒋的西安事变，只能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進而造成中国迅速为日本所亡，其结果必然导致苏俄面临日本侵略的巨大危险，因此，史达林一听到事变的消息，立即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此时西安事变的真正策划者的中共一方面希望借张之手，杀掉蒋介石，一方面要绝对服从史达林的电报指示，只好在自嘲中，决定由他们这一伙策划杀蒋者，去说服张、杨不要杀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联的新沙皇 ── 史达林。
为了执行苏联的指示，中共派出了所谓“和平使者”，实际上为主要策反者的周恩来到西安面见蒋介石。在周恩来开口“校长”，闭口“校长”，并对其动以“天伦之情” ，一再向蒋保证能将被扣留在苏俄的蒋经国弄回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和联合抗日。而周恩来亦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 ── 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而南京方面，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亲自来到西安斡旋。
轻信盲从的张学良在深深的懊悔中，于25日陪蒋介石回南京，表示负荆请罪。从此，张学良的一生为了他曾经的鲁莽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直至客死异乡，再不曾回到故土。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既是北伐成功以后，自中华民国统一至全面抗战爆发的十年间，由残余军阀势力所发动的最后一次公开武装叛乱，又是由残余军阀势力和中共武装叛国集团首次联手，在抗日的旗号下，意在共同颠覆中华民国的首次阴谋武装政变。它不仅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隳于一旦”。而且“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十年之心力，经营敷饰，粗有规模，经此变化，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至此”。
西安事变后所表现出来的全国团结一致的气氛，特别是蒋介石先生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人格和威望，终于使早已横言“对西安事变绝不做壁上观”的日本军阀，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的感喟，从而提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时间表。西安事变后仅半年，那一场由中共所一心盼望的“被侵略战争”，便终于在日本军阀的疯狂发动下，甚至是在中共的直接诱发下，全面爆发了，从而使中华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
西安事变也使中共得到了喘息机会，不致被消灭。并在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乘机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国共再度“合作”。中华民国政府方面，则迫于大敌当前，只能明确表示“国内任何派别，只要诚意救国，愿在国民革命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奋斗者，政府无不开诚接纳……”中共的所谓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实为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契机，表面上拥蒋抗日，实际上利用八年抗战机会，发展扩大了自己，最终酿成了抗战胜利后的全面叛乱。
而苏联因为中国全面抗日而避免了日、德东西夹攻的危机。
中共不仅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存在，而且当即重演对国民党進行“挖心战术”的旧戏，直至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不但迅速造成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而且，将对国民党的渗透做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华民国的命运，中国国民革命的命运，中国国民党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下来。由张学良、杨虎城的叛乱枪响而造成的，八年剿匪功亏一篑的历史局面，从此竟为中共在共产革命名义下推行专制复辟，制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更使得中国大陆人民此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可以说，作为政变直接发动者的张学良和杨虎城，理应被视为历史的罪人。而作为幕后策划者的中共，为了一己私利，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在自己一直并不光彩的历史上又书写了不光彩的一笔，同样应受到历史公正的审判。
西安事变后的国共合作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同意政府军停止剿共，而中共中央于1937年1月由保安迁到延安。政府军收编红军。同时要求：红军停止暴动;中共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武装暴动方针;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指挥。国、共合作抗日，国民政府接受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全面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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