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文是：“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沈沈日已过。” “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两句，“二战”第三年，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大举偷袭美国的珍珠港，美国恼怒，倾其国力对付日本，日本的军兵象麻雀一样，散见在中国和南太平洋诸国，北美洲的美国布下天罗地网，在南太平洋诸国重创了日本军队，并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向日本广岛投下一颗原子弹，吓坏了日本天皇，这就应了“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很巧，当时的美国总统叫罗斯福，也应了“罗”字。其中后两句“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 预言了日本投降的时间。“金鸡”指五行属金的酉鸡年。一九四五年是乙酉年，属鸡年。日本投降，太平洋的海浪沉静下来，日本犹如日薄西山一般走向没落。
历史的真实又如何呢?
随着中国的抗日战争融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得到了更多的外援。而日本面临着同时与美、英、中三国的作战。1945年，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实行总反攻。日军仍然负于顽抗。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向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了两颗原子弹。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国民党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仪式，并在其投降书上签了字。
中华民族在中华民国的领袖蒋介石和国民党领导下，经过十四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十四年间，日本虽然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以及其它部分国土，但是：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从来不曾投降;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国民党军队粉碎了日本帝国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梦;国民党军队共消灭日军达其总兵力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并将一百万以上的日军拖在著名的“中国泥淖”中不能自拔，从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正是由于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军队的持久抗战(不含中共军队)，由于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由于中华民国政府和蒋介石的坚持要求，美、英等西方列强于 1942年废除了与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更因中国抗战的胜利而迫使日本将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使得近百年来压在中华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从此得以根本解除。更因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成为中、印、缅、越远东战区、即中国战区的领导国，进而成为国际所公认的世界反法西斯四大领袖国之一，并在战后毫无疑义的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向全国军民及世界人士广播，指出：我们的胜利，即“正义必然胜过强权”之真理的证明。我全国同胞，应发扬我民族“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之至高至贵的德性，不以奴辱来报复敌国无辜的人民，而应为战后的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自由民主，尽其最大的努力。
1945年9月，各战区次第受降;10月，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台湾。
但是中国人民期待战后的和平，却被中共迫不急待的夺权而发动的内战给破坏了。
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抗战中的民主建国成就
自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间十四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国民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可歌可泣的长期英勇抗战。但是，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的抗战中，也始终没有忘记推进国家的民主的各方面建设。
早在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就在外患内忧中开始实行训政，并筹备宪政，并于1936年5月5日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组织选举“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可以相信的是，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没有全面抗战的爆发，那么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和从训政走向宪政、实现还政于民的民主进程，诚然是可以想象和预见的。
虽然全面抗战的爆发，阻挡了训政的进程，阻碍了宪政的准备，破坏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制造了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困难，但是，迁都西南的中华民国政府，继续坚持民主建国的理念，积极推进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努力发展大后方经济，刻苦加强战时的教育和文化建设。
战时民主政治的建设成就
1938 年7月，武汉战役刚刚打响，中华民国政府即已邀请全国各党派重要领袖(包括中共)和全国各界名流学者，于汉口组织国民参政会 ── 作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参加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工作。国民参政会组成人员共二百名，国民党占八十名，各党派领袖占五十名，无党派人士占七十名以上。国民参政会对于在战时准备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1939年9月9日至9月18日，国民参政会于重庆召开一届四次会议时，已决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并由议长蒋介石指定参政会若干组成人员，组织了宪政期成会。宪政期成会于1939年 9月成立的当天，即在它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已决请国民政府早日颁布召开国民大会，公布宪法及宪政实施之明令。1939年10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遂决于 1940年11月12日召开制宪国民大会，恢复因抗战停顿的国民代表选举工作，并决议于重庆建造“国民大会堂”。后因战事吃紧，无法召集，乃于1940年 9月15日宣布延期召开国大，其它准备工作照常进行。1940年12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国民大会筹备组织条例”。28日重庆“国民大会堂”竣工。但因大会堂于1941年8月9日被日机炸毁，加之1942年日本对西南攻势凌厉，国筹会只能停止办公。鉴于战祸不止和国民大会无以召开的现实，1943年9月 8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乃宣布战争结束后一年召开制宪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此一宣布后来成为事实。
其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参政会，还曾合组宪政实施协进会，协调各党各派各方人士推动宪政的准备工作，召开常委会十一次，直至一九四六年制宪国大准备就绪，方才休会。
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非但没有强化训政时期革命政府的统治权，相反，为了在战时推行宪政和准备宪政，却逐步开放党禁，允许各党派参政，包括进行了十年叛乱和叛国的中共和在训政期间曾因创建国家社会党而被捕过的张君劢、张东荪等。于是各种党派应运而生，多党政治渐趋成形。这就为战后制宪国民大会和行宪国民大会的相继召开，以及推动多党民主政治逐渐打下了基础。这对于一个正在戮力抗战，亟须统一军事、思想和政治的时代，诚然是不可想像的。较之中共至今绝不允许人民有任何集会、结社与组党的自由，其两个政党和两个政权之完全不同的性质因此而泾渭分明。
在抗战八年间，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继承和发扬了训政时期给予人民以相当广泛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民主做法，从而使得抗战时期的国民能言其所欲言，以助政府和国民党抗战，以责政府和国民党之不当。连对心蓄颠覆政府之志，矢志要夺权篡国的中共，中华民国政府和国民党亦在中共伪装提出“四项保证”之后，释放了亲共派人士，即为中共一党图存而不顾整个国家危亡的沈钧儒等七人，以及中共领袖陈独秀，允许中共在重庆发行《新华日报》，开办书店。据1942年统计，仅仅在重庆的民营出版机构就有一百三十多家。图书出版量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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