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版事业继在上海和战时的武汉出现繁荣时代之后，在抗战时代的重庆竟进一步得到了巨大发展。显然，这样的思想与出版自由，对于一个正在坚持艰苦抗战、日日血溅中华的战争时期来说，实在是不能想象的。它较之中共在大陆夺取政权以后，于绝对和平时期竟能全面废除人民原已享有的思想、言论、新闻和出版自由，实有天壤之别。
战时国家经济建设成就
全面抗战八年间，由中华民国政府所领导的经济建设，在蒋介石提出的“没有国防，就没有国家……我们一切政策，一切实施，都要以国防为中心，一切利害和是非，都要根据国防来判断”的总决策下，战时的工业、交通、贸易、农业，均有发展，从而在经济上对持久抗战作了保证。
一、工业建设。据大陆1993年出版的《国民政府重庆陪都史》一书称：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计划、有步骤的将一大批重要的工矿企业迁入了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一批批爱国的工商业者、科学家和实业家们，在“救亡图存”、“实业救国”的激励下，不远万里撤厂内迁。据统计，截止1940年6月，迁入大后方四川的民营企业已达二百五十家，技术人员达万名以上。国内大型钢铁企业亦从上海或武汉络绎迁入……此后从长江的唐家沱到大渡口，沿着嘉陵江北到磁器口、童家桥，由川黔公路南达纂江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工厂。以重庆为中心，在合川、长寿、江津等地构成了中国抗战的“金三角”，建成了包括矿业、冶金、机器制造、化工、建材、纺织、造船、电器、日用百货、面粉、食品加工，以及属于军工系统的飞机制造、光学仪器、机械、皮革等在内的，门类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其中，民营资本约占大后方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二点五……与战前的大后方工业相比较，不仅工厂总数、资本总额、工人人数大大增加，而且工业门类的配置、产品数量和地域分布都有明显的发展。
二、交通建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借助它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迅速切断了国民政府的国际交通。1942年，中国西南方面的滇越、滇缅公路和西北方面联系中苏的甘新公路先后受阻，香港的沦陷又使中国政府失去了重要的中转据点，日本更是叫嚣“封闭滇缅公路，不使通过它对蒋政权作军事上、经济上的援助”。此后，在中、美、英等国军民的艰苦劳动下，中印公路于1945年1月建成使用。这条从印度加尔各答到中国昆明长达一千八百英里的陆路交通，加强了中华民国政府与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联系，为盟国军队反攻日本提供了条件。此外，中印航线的开航和数条国际无线电路的开通，不仅创造了世界空运史的纪录，而且对国民政府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贸易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抗战全面爆发后，因国内运输阻滞，内地传统输出品难以到达上海等沿海口岸，中国的外贸额急剧下降，上海外贸额减少一半左右……1937年 9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提出《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大纲》，决以重要外贸政策如：为应付对英、美、苏诸国易货偿债起见，对部分产品实行统购统销;为集中外汇，商人须依照政府规定汇率向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售结;为削弱日军作战，于1938年10月公布禁运资敌物品条例等。由是，1938至1941年间出口总值达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万美圆，其中国营外销系统的出口值竟达八千六百四十万美圆……其对于指定外销农产品得以输出，维持国民政府之债权，换取抗战建国之急需物资方面，作用不可低估。
四、科技建设。据中国大陆版的《陪都史》称：国民政府的战时科技政策，以抗战建国基本方针为其指导思想，即：“对于科学知识之追求，科学技术之深造，科学教育之普及，必须于抗战中集中精神，积极推进，以促成我中华民国之现代化和工业化……”194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曾说：“……总体看来，战时中国科学技术在应用技术方面进步最快……”当时工矿企业还获得大小发明三百余件和专利五百余件。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于一九三九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并相继完成工艺设计，使之实际投产，对纯碱和氮肥工业作出了贡献。“侯氏制碱法”是对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苏德维法及蔡安法传统工艺的重大突破，是艰苦抗战时期科学进步的一朵奇芭。此外，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吴大猷关于《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的研究，马士俊的《原子核及宇宙线之同予理论》，苏步青的《曲线影射研究》，锺明来对《几率论》与《数论》的贡献，李四光对南岭地段地质构造的研究，丁毅对四川纂江铁矿的新考察，冯景兰对于川康大铜矿的《纪要》，王恒明发明的《浮游选矿剂》，马延英关于《珊瑚层的生长断定古代气候的分析》，四川大学教授方文培的《峨嵋植物图志》等，都是抗战时期科学研究的重要成就。
五、战时农业建设。1989年，日本“中国现代史研究会”出版了《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一书。该书称：“重庆政府坚持抗战，其物质基础是经济力量的发展。它实现低息长期贷款政策，大量投资于国家建设，使工业生产持续增长。对农业主要也进行积极的贷款，兴办水利、灌溉、开垦等工程，扩大耕地面积，维持了抗战的基础……从抗日的角度来看，重庆政府的经济政策不是失败，而是成功的。”
历史的事实是：1941年12月，蒋介石曾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提交了“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提出了十条纲领，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条：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为实施战时之经济建设或公共设施之需要，得随时依照规定之报价徵收私有土地，其地价之一部分，并由国家发行之土地债券偿付之;私有土地之出租者，其地租一样不能超过报定地价之百分之十;确立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
纲要还对“农地以归农民自耕为原则”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此原则下，“嗣后农地所有权之转移，其承受人均以能自为耕作之人民为限。不依照前项转移之农地，或非自耕农之土地，政府得收买之，而转售于佃农，予以较长之年限，分年摊还地价”。由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扶植自耕农”之原则得以确立。
据大陆版的《陪都史》称：“战时后方如重庆北培等扶植自耕农实验区的建立，已基本上改变了原有的土地关系。朝阳镇第十九保的九十户农民当中有七十户被扶植为自耕农。如一自耕农所言：‘扶植自耕农，这是政府对我们所做的最重大的一件事，现在政府无论叫我们做什么，我们也不会推辞的。’”可以设想的是，如果抗战胜利后没有中共在战争的废墟上为夺取政权所迅疾挑起的那一场残酷内战，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势将与同时期的台湾一样，也能够走上一条“非杀人以夺地”和“非强迫自耕农为党耕奴”之正确的土地改革道路。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和内战失败退守的岁月里，在土地问题上都能做到的事情，在真正的和平建设时期，也就一定能够做得到了。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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