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教育文化建设
抗战时期值得大书特书的是教育文化建设。它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国政府对教育的一贯重视，即便是于烽火国中的战争岁月，非但不稍挫之，甚至尤有发展。另一方面，则证明了在人民享有思想和出版自由的时代，即便是在血溅中华的战争年代，我国文化的发展，亦非但没有断裂，更没有被毁灭，甚至反而创造了非常的繁荣局面。较之中共夺取政权后践踏教育，毁灭文化，甚至竟能为一党之内讧，便能取消高等教育和破坏中、小学教育达十数年之久，形成了鲜明的历史对照。
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忍痛免去自己的得力助手陈立夫的所有职务，专任教育部长之职，以解决抗战期间青少年就学受教育的大问题。
陈立夫一上任，立即招收沦落流亡街头之沦陷区教师和青年学生，成立战时流亡中学。如国立一中在河南晰川县上集镇、国立五中在甘肃天水成立，并责令各省流亡政府的教育厅成立流亡小学和中学。同中共掌权后对中国人民施行的恐怖镇压性劳动教养不同的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所施行的，乃是将流浪学生收容起来、接受正规教育并养育起来给饭吃。
陈立夫在抗日战争八年中任教育部长七年之久，不但使成千上万的流亡青年免于冻馁，而且也为国家培养出不少人才。据说在成才者中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流亡学生。
中国大陆出版的《培都史》中亦着重指出的是：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存我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大批的高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完成了向大西南地区的战时内迁，全国百分之三十四的高等学校汇集于重庆。据当时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孙定文先生的统计，抗战期间，中国的知识份子当中，“高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九以上西迁;中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五以上西迁，低级知识份子中十分之三以上西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战略大转移，成为中国历史上为保存民族文化国脉的第四次文化教育大迁徙。该书还称：“抗战时期统一高等院校教学、管理的各项制度规范，标志着传入中国几十年的近代高等教育，由初期的无计划放任状态，转入统一组织与规划，从而进入与中国抗战建国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阶段……以陈立夫为首的教育当局，对战时教育体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有力地克服了战争给教育所带来的危机，为抗战时期正规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其次，抗战时期由于人民拥有充分的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是故，文化的发展也就伴随着抗战救国和抗战建国的激情，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蓬勃景象。据该书称：“……美术大师群集陪都，戏剧创作叠呈高潮，电影事业空前繁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港、澳及南洋等地的相继沦陷，“数月以来，上述各地归国文化人，且数千人”。同时，“为了抢救沦陷区内的广大文化知名人士，国民政府的官方机构，军事部门，及地方人士，如张发奎、杜月笙、戴雨农等均做了大量的救援抢救工作……到1942年7月，港、沪、南洋各地的文化人士，还在陆续内移中”。“政府方面，亦于今年(指1942年)，又特拨专款，办理此项招待和安置工作事宜，除沿途妥为内移的文化人士照料外，并在重庆等地设立招待所，又代为安插工作，期以人尽其才，给每一个文化界的人士以归国服务的机会”。据统计，1943年重庆的全国性文艺团体就有三十五个。全国作家三百七十七人中就有一百二十一人集中于重庆。彼时，文学、戏剧、话剧、美术等均为抗战而创作，又在为抗战而创作之中，产生了大量的文艺刊物和优秀的文艺作品。各种文艺丛书的出版，更予各类创作带来了大量的出版阵地;数度雾都公演，尤给话剧的演出和兴盛带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只需稍稍比较一下，1949年后中共对于文化和文化人之再三、再四的围剿和迫害，回顾一下中共于国家和平建设阶段，数度大兴文字狱以摧残文化、逼杀文人的行径，两个党和两个政府的德行和本相，又何需论之与辩之。
思想的自由，国家的重视，自然亦带来了抗战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兴盛局面。“各种学术，不但没有退步，而且有长足进步”。当时，仅重庆就有全国性民间学术团体一百四十一个。朱光潜的《诗论》，冯友兰的《新理学》，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刘节的《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等均成一时之响。
简评中华民国政府在艰苦抗战中的建国成就
中华民国在长期艰苦抗战中的取得的方方面面的成就，足以让自诩为是人民的政党的中共汗颜，足以让大陆人民清醒中共到底是什么货色了。
抗战胜利后中共抢夺胜利果实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华民国政府亦派代表出席了日本投降仪式，并在其投降书上签了字。
根据盟军最高统帅美国将军麦克阿瑟所划受降地区的规定，中国战区受降范围为中华民国、中国台湾和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中国东北由苏俄受降。因为中华民国是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而且正是在中华民国政府领导下，中国人民進行了十四年坚苦卓绝的对日持久抗战，为抗战付出了重大的牺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只有中华民国政府才有对日受降权和对日受降的指挥权。凡属于中华民国的任何地方政府和军队，均只能在中华民国政府的统一指挥下才拥有对日受降的权力。因此，中华民国政府及其所隶属的抗日军队不仅在名义上，而且在实际上，拥有代表全体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受降权。中华民国政府在指挥和接受对日受降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上是毫无疑问的。
就中共而言，也根本不具备单独对日受降的权利。首先，其在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就已经宣布其政权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地方政府”，并为中华民国政府所接受。其军队亦为国民革命军之一部，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和“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其次，中共在八年全面抗战中坚持假抗战和真扩张的阴谋抗战策略，早已使他们在道义上和在实际上，完全丧失了自己原来所具有的，在中华民国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指挥下的对日受降权了。
正因为如此，在日本宣布投降之际，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避免中共乘机叛乱，特别在他有关对日受降的命令中，“警告辖区敌军，除接受(中国)政府指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缴械”，同时向全国各部队发出了“应就原地驻防待命”的命令。8月11日，蒋介石还就此项命令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在今作战地区境内之部队，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
此后，各战区开始次第受降;10月，国民政府正式收复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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