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肃反运动，全国究竟整了多少人?毛泽东在1956年底是这样说的：“审查了四百多万人，搞出了十六万嫌疑份子，查出了确实隐藏的只有三万八千人是反革命份子……那三万多人，一个不杀，大约百分之一劳改，其余的人都在原单位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在全国工商联二届一次代表大会部份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按毛的说法，全国仅几百人被送去劳改，其余则平安无事，只是虚惊一场，至少保了饭碗。这显然不是事实，连黄秋耘所在的那个小小的杂志社都有好几个人在肃反中被判刑，全国如何会只有区区数百?
如广西上林县，抓出一百五十名“反革命份子和坏份子”，其中中小学教师占了六十名。一百五十人中，不是毛所说的“大约百分之一劳改”，而是三分之一被逮捕判刑，三分之一送劳动教养，三分之一被开除公职或管制劳动，仅四人未予处分。(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上林县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页。)
又如辽宁省长海县，是个海岛，人口仅五万一千。肃反中“有三十三人被定为反革命份子和其他坏份子。其中：判刑十四人，依法管制五人，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九人，监督劳动改造五人。”(转引自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中注释，《长海县志》一九八四年版第五二五页。)
为什么会一下子“揪出”那么多“反革命份子”?因为有“指标”(配额)在。譬如中共财政部党委在肃反开始时先定了个“百分之五”的指标，即将部内百分之五的作为反革命抓起来“审查”。所以披关押、斗争的那些人不是有罪而是倒楣罢了。
中共不仅经济上搞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抓反革命居然也有个“五年计划”。1955年5月17日，毛在十五省市委书记会上就定了个指标：“反革命五年抓一百五十万，每年三十万”。可以说，肃反中的无数冤案均源出于此。
在建国后，毛搞的诸多运动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是他的帮手。刘少奇曾经这样说过：“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运动……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譬如“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斗对了，成绩就是“九个指头”，就是“成功的，必须的，必不可少的。”
经过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和批判胡风思想以及肃反运动后，毛领导下的中共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取得了绝对的控制权。
反右运动
中共对知识份子的迫害：1957年的反右运动
在中共业已走过的历史中，撒下了不计其数的谎言。1957年的反右运动就是这其中可以排在前列的谎言之一。海外学者丁抒先生著的《阳谋》一书以详尽的史料，揭示了这一段历史的真象，让我们深切的了解到这一运动发生的始末，发生的一幕幕惨剧，以及中共的罪恶。
在这场浩大的反右运动中，约一百五十万人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反社会主义份子”和“坏份子”的“帽子”，被迫害至家破人亡，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知识份子。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同毛发动的反右运动相比，也许是小巫见大巫了。1958年，毛泽东曾得意的声称，秦始皇“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但事实上，被迫害至死的人数远远不止这些。中共的暴虐在此展现无遗。
本章将结合并引用丁抒先生的研究成果，加以阐述。
* 反右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引蛇出洞”
1956年，是中国两种发展可能交错并存的一年。苏共对史达林罪行的揭发和自由化浪潮的兴起，这对中共不能不发生影响。而在中国国内因毛泽东对政治、文化的高压和急速推行经济国有化、农业集体化造成的弊端的暴露，引发了人民的不满，开始促使中共修正其一列政策。
同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斐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引以为戒。中国政府不仅表示坚决支援镇压在匈牙利发生的反革命事件，而且还赠予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价值3000万卢布的物资和现金。
从毛当时的所为看，他并不想放弃史达林道路，但是他又不能漠视当前存在的不满情绪，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不满情绪。为了彻底消灭这种情绪和所谓的反社会主义逆流，1956年，毛宣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领域采取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由于中共宣布每人都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转引自戴晴《梁漱溟、王实味、储安平》一书第一二六页。)不少人耳目之一新，十分兴奋，认为跨进了一个新时代。但是仍有许多知识份子对于中共发动的历次改造运动记忆犹新，生怕再次成为中共屠宰的羔羊。因此对于中共的最初的号召，大多数知识份子并没有积极的回应。
不过，中共不断诚恳的态度逐渐使情况有所改变，天真的知识份子的疑惧开始消失。虽然大多数人仍然选择了沈默，但终于有人勇敢的站了出来。作家刘宾雁和王蒙相继发表了抨击中共党内丑恶现象的小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基本没有什么政治压力的情况下，人们展开了对小说内容的讨论。
为了创造百家争鸣的气氛，中共于7月间将已经停刊的上海《文汇报》复刊，制造所谓宽松气氛。该报的复刊受到了知识份子的普遍欢迎。9月，受苏共对史达林搞个人崇拜的错误作了严厉的批判的影响，中共八大的主要议题是反个人崇拜，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在党章中将中共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标”这句话删去，在“党员义务”那一款中也删去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上述举措推动了知识界对“双百方针”的回应。而毛对此举动表面不加以反对，但内心处心积虑，终于在日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邓之后的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他终于成功推翻了八大的决议，将上述被删去的内容重新写入了党章。
而毛在发布“双百”方针后，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地，即将“反党分子”诱骗出来，将存在于知识份子中的反社会主义逆流引诱出来，他在1957年1月到4月，逐渐将文艺上的“双百”方针往政治方面引，将 “百花齐放”的“放”演变成“大放厥词”的“放”，将“百家争鸣”的“鸣”演变成“不平则鸣”的“鸣”。至于“双百方针”本身，中共似乎不再关心，任其冷冷清清的无疾而终。而毛和中共的关注点已经放在政治上的鸣放去了。同时毛又号召中国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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