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不仅鼓励大家“鸣放”，而且提出要出版《蒋介石全集》，允许罢工、罢课，“第一条是反对官僚主义”等等。
对于毛的姿态，曾经深受其害的知识份子深表怀疑。但是善于耍手腕的毛和中共主动邀请全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一齐到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坚决宣布 “疾风暴雨的阶级斗争的时代已过去了”，这次整风“不再是狂风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个不停的毛毛雨”。由于主要是请党外人士鸣放，毛还特地于4月30日约集各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知名人士谈话，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确是不好当，“党内外应改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又说“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学校党委制恐怕不合适，要改一下”等等。在这种循循善诱的气氛中，《人民日报》又于5月2日发表了根据毛的意见写成的社论《为甚么要整风》，表示中共决心“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有充份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种作法使还没有看透中共本性的一些高级知识份子再一次上了当。但是，还是有一些知识份子分子对中共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我们可以在此引用《阳谋》一书的某些资料：
身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中央常务委员的北京大学原社会学教授潘光旦，对于自己在“知识份子改造运动”中检讨十二次尚不得过关的经历记忆犹新，于是面对帮共产党整风的“邀请”，坚决声明“不跳”。
重庆一位年近七十的老教授，过去爱对不合理的现象发表讥论，吃够苦头后，现在学乖了，私下对朋友说：“主人翁感万万感不得。天下无不是父母，只有听说听教罢了。”有的教授则悄悄劝人学圆滑些，不要直话直说，当炮筒子：“要多学薛宝钗，乃至王熙凤;那林妹妹的性格，千万不能学。”四川还有教授在家里贴了副对联：“守口如瓶，身心安宁”，表示对毛泽东那些“和风细雨”保持距离，决不回应。
河南省信阳地区计委干部刘铁华不相信共产党已经变了。他认为“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是个幌子，实际上是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共产党是闻到批评，面红耳赤，居高临下，棍帽齐来，泰山压顶，藉端报复。”“不如武则天，例像隋炀帝……以顺为贵，以直为仇。”(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人民日报》，转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二册第二二○页。)
河北省一位党外人士则表示他有顾虑，怀疑共产党的“放”是“放长线，钓大鱼，发现目标”，以便整肃。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费孝通本为社会学教授，因各大学系均被撤消，他无书可教，去国务院专家局做了个副局长。这几年他心存不满，写了题为《知识份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请朋友(如著名女作家谢冰心)看过，修改之后，发表于三月二十四日的《人民日报》。文中点明了大多数知识份子的心理状况：“心里热，嘴却还很紧……怕(百家争鸣)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
可见，中共的整人手段之残酷已经让本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的知识份子禁若寒蝉。
当时的国务院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副主席罗隆基为了解除知识份子的忧虑，便提出了一个方案，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来保证这一点，而且建议全国上下都设立这种委员会，形成一个系统，不但审查过去运动中的偏差，为过去受了委屈的人平反，而且可以制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批评者打击报复的事件。“这样既检查了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又配合了整风。”但是本意是消灭知识份子中的“反党分子”的毛和中共，根本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方案。而罗隆基亦为此付出了代价，成为日后举国声讨的“大右派”。
车厢鸣放时期
在毛和中共的温和的姿态和循循善诱中，许多知识份子终于解除了疑虑，开始真诚的向中共提出自己的建议。
首先，一些人提出了“镇反”、“肃反”中制造的冤案。《阳谋》中记述了一位国民党老党员、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副主任罗艺群得鸣放：“共产党所领导的一切，别的省份我不知道，就广东省来说，肃反政策、农业政策，搞得太糟，七年以来的镇反、肃反冤杀了许多好人。”还有渖阳师范学院两位青年干部张百生、黄振旅联名在《沈阳日报》上发表文章，认为“镇反和肃反都是企图用暴力维护革命果实。这同我国著名的“爱民如子”、“以德立国”、“以法治国”的传统思想是背道而驰的。”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杨兆龙的口气比较和缓，但问题却提得十分尖锐：“希望检查一下历次运动的合法性，尤其是肃反运动。”对于中共将法律定义为“阶级镇压的工具”，他表示异议：“中国今天镇压物件只有百分之几，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要不要法律?”
……
但是在肃反问题上，鸣放只是鸣放而已，那些肃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说，活着的也没有因此得益。出席鸣放会的共产党干部只是在听意见，而不是听指示，当然不会说了就去处理冤案，开狱门放人，向当事者赔礼道歉。
其次，一些人还提出了胡风问题，认为胡风并不是反革命，应该予以平反。对胡风案讲得最直截了当的恐怕要算北京大学的女学生林希翎，她的鸣放一语破的：“胡风的意见书基本上是正确的……毛主席的话又不是金科玉律，为什么不能反对呢?”“两年还不公布胡风案件的下文，我看共产党很为难，没法下台，知道错了又不肯认错……”
第三，一部分知识份子还对于中共不依法行事提出了批评。鸣放期间以顾执中教授的意见最为尖锐：“宪法自一九五四年通过以后，有的被彻底破坏了，有的有名无实。”“第八十九条规定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而肃反时的行动证明这一条文全被破坏了。第八十七条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集会结社的自由更少，许多人民团体几乎都是官方包办。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党派?宪法没说不行，但事实却没有人敢大胆的做。”“大家都把宪法当做一张纸，通过后也就算了……现在从刘委员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刘少奇)到一般公民谁也不提保护宪法了。这样下去，把宪法当成了手纸，乱关人、乱捕人、拆(私人)信等等，都可以为所欲为，将来何堪设想?”(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
第四，在对苏关系上的一边倒政策也遭到了批评。比如，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在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呼声》的文章，文章说：“今天已解放八年了，中国人民应该站起来了。应该由中国人来管理自己的国家!遗憾得很，现在哪一个地方没有苏联专家和顾问!那些所谓中国干部们把苏联专家捧得七丈高，把中国专家看作饭桶!苏联专家什么都好，即使放一个屁都是香的。中国专家被排挤得透不过气来发表与苏联专家相反的意见就要大祸临头，一连串『反苏』、『反共』、『反动』等大帽子暴雨般地打下来芋K在中国境内，中国人没有说话余地，这是什么样的社会?”文章还喊出了“精简全国苏联专家” 的口号，呼吁“需要者留下，蹩脚货叫他们回去!”(《提高惊惕，粉碎右派阴谋》第一○五至一○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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