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公死，其子佹诸继位，是为献公。他由于参与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颇知旁系支庶宗族的危害，采用大夫士的计策离间桓、庄之族，使他们自相残杀，从此晋国内部消除了威胁君位的力量，专力向外扩张领土。鲁闵公元年(公元前661年)，晋献公起兵灭掉了耿(在今山西河津县境汾水南)、霍(在今山西霍县)和魏(在今山西芮城县)三国，把耿、魏赐给了赵夙和毕万，这就伏下了后来三家分晋的根苗。次年，命太子申生進攻狄人东山皋落氏(今山东曲沃东)。鲁僖公二年(公元前658年)命里克、荀息率军進攻虢国。于是，晋国西到黄河与秦相接，西南到今之三门峡一带扼有桃林塞险关，南到晋豫交界地，东达太行山麓，成为了北方的大国，开始参与中原诸侯的会盟。献公灭掉群宗后，晋国的力量一时集中在公室，加之他整军经武，已经积累了向外争霸的潜能。可惜他晚年沉迷女色，不大振作，又废嫡立庶，酿成内乱，相继在位的是碌碌无为的惠公和怀公。因而，晋国一直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
鲁僖公二十四年(公元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公子重耳，在秦的帮助下回国即位，是为历史上有名的晋文公。
晋文公年轻时就好学不倦，十七岁曾结交五个贤士，在国外逃亡十九年，经历过各种艰难险阻，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治民经验，终于在62岁时返回晋国荣登君主宝座。回国后，他举贤任能、修明政务、施惠百姓、奖惩分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改革政策，成为世代公认的圣贤君王。这样就使“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国语?晋语四》)，晋国大治，打下了开创霸业的基础。
虽然晋文公也曾犯有两个严重错误，但他能知错必改，有错必纠。一个是在逃亡途中，他爱恋在齐国娶的妻子，贪图安乐，竟忘记重任，放弃理想，不再奋发向前。他的妻子与随从用计灌醉他，抱他上车，离开齐国。醒后，他知道中计，想杀死随从 ——自己的舅父。不过，当他认识到随从用计使他离开齐国是正确的作法时，他终于没有杀死舅父而与随从们一起前行了。另一个是他返回晋国后，他奖赏与他同舟共济的有功之臣时，忘记了介子推。但晋文公认识到未及时给介子推行赏之错时，便派人到处寻找介子推。当听说介子推已進入绵上山时，他便下令把整座山做为 “介推田”封给介子推，改绵上山为介山，“以记吾过，且旌善人”。这些做法都争得了民心，巩固了他的地位。
鲁僖公二十三年(公元前635 年)，周王室发生了王子带之乱，周襄王到郑国汜地(今河南襄城县境)避难，并派人到秦、晋求援。晋文公君臣认为这是获得勤王的绝好机会。于是辞掉秦师，出兵杀王子带，并护送襄王回国。襄王为了酬谢文公的功劳，赐他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温(今河南温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櫕矛(今河南修武县)四邑，“晋于是始起南阳(今河南西北位县、济原一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提高了晋在中原诸侯中的威望。
晋文公即位时，宋襄公已经死去两年，当时不仅鲁、郑、宋等国都屈服于楚，甚至象中衰后的齐国也受到楚国的危胁。晋文公要想称霸中原，首先必须转其矛头指向楚国。鲁僖公二十七年(公元前633年)，楚围宋，宋向晋告急。晋大夫先轸对文公说：“极施(指文公出亡过宋时，曾受宋君的厚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狐僵也对文公说： “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均见《左传》信公二十七年)文公听从此言，便把晋国旧有的二军扩充为三军，先去讨伐楚的盟国曹、卫，并将侵占的曹、卫之田送给宋，又叫宋人赂取齐、秦的救援。楚遣使到晋国，表示愿意解除对宋的围困，但要晋军同时退出曹、卫。而晋人私下向曹、卫许诺撤兵，使曹、卫背楚从晋。晋国又拘留楚国的来使，以激怒楚。于是，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了秦、齐、宋，出兵车七百乘，与楚大战于城濮(山东范县临濮集)。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为了争取主动，“退三舍”即去九十里处驻扎下来。但楚军主帅坚持开战，“楚众欲止”士气不甚旺盛。战争中，晋军下军副将胥臣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军陈、蔡两国攻击;晋的中军与上军则集中力量打击楚的下军，因而打败了楚军的左右两翼，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史称“城濮之战”，是春秋前期最大的一次战争，使楚国在扩张中第一次遭到严重打击，有力的制止了楚的北上。
晋文公打退了狄族，保护了王室;又打击了北侵的楚国，再一次缓和了紧张局势。城濮之战后，诸侯服晋，晋文公就在践土(今河南原阳县西南)同齐、鲁、宋、卫等七国之君结盟曰：“皆羿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均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次会盟中，周襄王也被召来参加，并册命晋文公为“侯伯”。从此，晋国也就正式确立了霸主地位。
原来，晋国地处偏僻，与他国交往甚少，春秋以后才不断攻伐戎狄和同姓。晋司马女叔侯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晋是以大。若非侵小，将何所取?武、献以下，兼国多矣，谁得治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的霸业自文公以下就是在不断摧毁邦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元前635年，晋文公平定了王子带之乱后，周襄王赐阳樊、温、原、櫕茅之田，表现得最为明显。晋文公接收阳樊时，《国语?周语中》云：“阳人不服，晋侯围之。仓葛(韦昭注：“阳人也”)呼曰：‘……今将大泯其宗祊，而蔑杀其民人，宜吾不服也!’”。 “蔑杀其民人”是不承认其人民的“国人”身份，“泯其宗祊”是摧毁其国的统治阶级，将全部征服民降为“野人”，征服地沦为邑。这种作法，大概是晋国的一贯作法。因为“阳人(据明道本增)是夏商的后人，不是普通的“裔民”(《国语?周语中》)。按照过去的礼法，晋国本该维护他们的存在才对，然而文公还是“出其民”(《左传》僖公二十五年)，占有其地。由此可见，晋文公以后虽仍维持霸主盟会的虚表，然而齐桓公以来的所谓霸主精神已经丧失，更不用说以往的以仁德服天下的大道了。这种弱肉强食的方式，已为人们公开承认了。
公元前541年，晋楚会盟。鲁伐莒，富人告于会，楚欲杀鲁使，晋国执政赵鞅说： “疆场之邑，一彼一此，何常之有?……自无令王，诸侯逐進，狎(更)主齐盟，其又可壹乎?恤大舍小，足以为盟主，又焉用之?封疆之削，何国蔑有?主齐盟者，谁能辩(治)焉?”(《左传》昭公元年)。这里已经看不到齐桓霸政时的精神，而且也不为人们所理会。赵鞅为盟主，既然正式宣布会盟共存精神的结束，代之而起的当然是名正言顺的残杀征伐，战国时代的兼并战争即将来临矣。
* 一鸣惊人的楚庄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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