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最终刺痛毛和中共的并引发大规模镇压的是知识份子对中共政权问题的讨论。下面引用《阳谋》一书的研究资料：
中共于1954年制定的宪法规定，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既然中共说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当然就要它来领导。但它和中国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机械科学研究学副院长雷天觉用提问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见：“党究竟应在国家之上，还是应在国家之中?”
山东青岛市民盟成员曲北韦也用提问的方式参加了鸣放。他在市政协会议上发问道：“我十分怀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呢，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呢，还是人民为共产党服务?共产党是人民的勤务员呢，还是人民的统治者?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呢，还是奴隶?”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报》)
广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说：“每个党员并不等于党。有的机关、学校中有人给党员提意见，竟被批评为是反党反组织，这不是比“朕即国家”还有过之吗?”“在省里还好一点，愈到下面愈成问题，区委书记和乡支书就可命令一切。”(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报》。)
北京大学有人署名“天水心”贴出一张大字报说：党独揽一切，专断一切，党即人民全体，党即国家，党即法律。所谓“民主”实际上已被党主所代换。
……
而《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却将矛头直指中共主要首领毛、周二人。他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6月1日召开的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发言，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他说“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党这样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竟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竟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坐此交椅?”(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报》。)
民盟副主席章伯钧是国务院交通部长及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对“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状况也颇有不满：“国务院每次开会，总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见。生米煮成了熟饭，还有什么竟见可提?”“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并未讨论过，就拿出已拟好的改革方案，向大会宣布，就算通过，强制执行。这算是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没有说话的余地，只可说是党的专政吧?实际的情况就是共产党专政，并没有人民民主专政。”
党外人士对中共不满，说：“只要是共产党员，不论工作、地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顾……旧的统治阶级是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特殊的阶层。”
很多党员也一样不满。一九三六年参加共产党的山东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周次温就这样说：“我是战时入党的，假若是在解放后的现在，这样的共产党，我根本就不会参加。”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戟引自陈权《鸣放选萃》第一八五页。)
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傅信也认为中共已经变了质。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利用特权剥削人民，是剥削集团。他说，这种剥削很巧妙，不必占用生??资料，“直接利用特权而无偿地占用劳动人民的剩余劳动”。(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民主党派不满被排斥于权力中心之外，“轮流执政”的意见自然就提了出来。不过，各党派的领导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并不认为那是现实可行的方案，因此他们并没有提出这个意见。章伯钧、罗隆基、龙云、黄绍弘、陈铭枢、章乃器等所有“国家级”的大右派份子无一人主张“轮流执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学教师黄心平这样说：“既然允许民主党派存在，为什么不可以实行各政党轮流执政的办法呢?如果不要共产党一党执政，而要共产党和各党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纲来，由群众自由的选择，这样可以刺激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点来博得选民的选票，为人民服务。”不过，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也并不认为这是个现实的方案：“这是一个触及共产党利益的意见，问题是共产党肯不肯放弃政权。”(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此外，新闻界也提出了新闻自由问题，文艺界提出了对党干预文艺演出的批评。吴祖光曾讽刺说，“如果党一定要这样的领导，过去谁领导屈原的?谁领导李白、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鲁迅的?又谁领导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贝多芬、莫里哀的?”(《戏剧报》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页。)教育界提出了党对学术研究的控制。画家，音乐家等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
而且，在全国各个高校，都出现了针对中共的激烈的言辞和行动。比如，6月2日，北京清华大学一个共产党员，并且是 “解放区土生土养”、为中共打过仗的，署名“一个清华人”，张贴了一份题为《我控诉、我抗议》的大字报，矛头直指毛泽东。这份大字报行文不甚通顺，不像从容写来再加润饰的文章。作者显然是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草草挥成，所以顾不上遣词造句：
“我抗议毛主席最近在团中央所说的……。皇上哟!秦始皇与你相比，也只能是个无名小卒了，无怪乎你说：“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你在镇压人民的这方面，是胜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这样，从一九四九年以后杀了七十多万人民!(还算不算一些自杀的呢)杀吧!把中国人杀绝吧!
“胡风那一条子构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状呢?还不是由你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们的身上!……他要杀你时，还不用自己动手，还可以动员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脸不认你，亲手杀死你!这是理性的社会乎?这就是毛泽东式的阶级斗争啊，这就是我们时代的精神面貌啊------
随着鸣放言论的激烈，中共亦开始准备行动了。但是早在5月15日，毛泽东就写就《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并发至党的高层，将反右部署安排妥当，只等扣发板机了。毛和中共已经决定收网了。不过，毛和中共为了将“反党分子”一网打尽，在收网前，依旧上演着彬彬有礼，虚心倾听的一幕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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