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初，中共中央做出了“全面大跃进” 得战略决策，希望推动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当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在毛和中共看来，只要利用中国人多的优势，调动人们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的经济就一定会有飞跃的发展。这样，马寅初控制人口的主张受到了批判，鼓励多生育取代了对人口的控制。
由于经济学家和许多知识份子在反右中被打倒，一场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运动轰轰烈烈在各地开展起来。而反右的后遗症是，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
1958年4至9月，中共在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所谓人民公社就是由一些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接受中共的统一领导。每个公社下分几个生产大队，下边又分成若干生产小组，每个生产小组相当于以前的一个合作社或半个村庄。农民的自留地被公社收回，所有生产工具和牲畜也属公有，统一分配。按照规定人们必须在公共食堂吃饭。
6月中旬，《第二个五个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新的计划，要五年超英十年赶美。7月，全国农村有四亿人在公共食堂吃饭，占当时农村人口总数的73%。7月，“卫星”不断上天。湖北长风农业社早稻亩产15361斤。农业部公报夏粮产量比上年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四十亿斤。汽车工业也发生大跃进，半年全国各地研制出二百多种汽车，不但制成了汽车，还采用了V型发动机、液压动力转向、自动变速装置等先进技术，使我国汽车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8月17至30日，北戴河会议提出在1962年赶上美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同月，正式提出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9月，为完成全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全国钢铁大跃进。城市里，人们纷纷砸锅卖铁，或者自炼钢铁，一派热火朝天的场面。而在农村，农民则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譬如四川省“抛撒、浪费的粮食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十左右……当在二百二十万吨以上。”河南省更为严重，竟有百分之五十的秋粮被毁弃在地里未收获入仓。
而当月更创下了人类历史亩产最高纪录：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稻谷亩产130435斤。在这一个月当中，中共造出了六种飞机。
11月，云南发生浮肿病，毛泽东在批示中提醒人们不能光顾着生产，忘了生活。任务不要提得太重，生产生活要同时抓。
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xx党强制的把它的暴虐邪气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
1960 年1月1日，《人民日报》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3月，以政治挂帅为主旨的“鞍钢宪法”提出。5月，中央指示，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11月7日，军队中开展以“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忆苦思甜运动。
在大跃进中，即便很多人知道是自欺欺人，但是在中共的暴政下，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因此为了迎合中共高层的心理，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等产量层层加码。又因中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徵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徵购量随产量走，由于浮夸上报，1958年的徵购数比1957年增加了二百十五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二十一斤。个别地方，如河北省张北县，1958年的粮食产量“被近四倍的虚夸”，“使国家征购任务成倍增加，而实际产量与征购数几乎相当。”留给农民糊口的只是一些土豆。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跃进的恶果逐渐显现。在农村中实行的人民公社，破坏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且浮夸风，使农民的口粮下降。农业和农村形势逐步恶化。
在这场持续了一年度的大跃进后，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发生了严重困难，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恶死的惨剧。
大跃进的后果：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
大跃进实行了一年多后，到了1959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两千五百万人“无饭吃”。
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7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 “反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形势极度恐怖。中共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再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早在1959年初，毛泽东就曾拟文件批发全国：“公社大队长小队长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此后，凡收罗的粮食不足上级规定数，就一定是基层干部隐瞒了产量，私分了粮食。于是“反瞒产私分”，拼命从农民碗里夺粮，全国一律，没有例外。结果留给全国农民的的人均粮食(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1958年还少一百余斤。“反瞒产”完成国家征购数之后，许多地方的公社食堂普遍吃空，只剩下菜，连糠都没有了。
从11月月末起，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饥馑就笼罩了全中国。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根据如今官方发表的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位：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一零三万、二五八万、三百万、一二五万、二十六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八百十一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
而广西也饿死了很多人。据1967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广西第一书记)自己承认的数位”是三十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锺枫揭发，起码有五十万。”
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1959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四点○五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残废，还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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