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百分之五，一个占百分之十一强，一个占百分之十五，一个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官方坦诚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四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
其实，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连安徽省委也说不出准确的数位。直到1979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三百多万，四百多万，五百多万。三百多万是个下限。
自然条件本不算好、粮食产量不高的甘肃省，因1958年国家征购的粮食高达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而导致农村普遍缺粮，早在1959年上半年就已处处有农民饿死。六月初国防部部长彭德怀自国外访问归来，总参谋长黄克诚向他介绍国内情况时，就曾特别提到过甘肃的问题。八月庐山会议后反右倾，省委搜刮粮食变本加厉，收走了占当年产量百分之四十七点六的粮食。“再扣除种籽和饲料等留粮，农民所剩无几，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据当时的省委财贸部长张天珩回忆，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日人均口粮不足六两原粮。”仅折合四两食用粮)整个甘肃一下子掉进了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中。
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万至二百万之间，一百三十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十分之一。
青海同甘肃差不多。由于省委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发生严重的非正常死亡，刘澜涛向邓小平点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据刘回忆：“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但在救济粮送到之前，许多农民已经死去了。
青海当局公布的死亡数仅为十二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1960年至1962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万。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四十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五了。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该省1958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1959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一百九十五亿斤，他却按四百五十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徵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当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结果弄出了几个“事件”，其中最严重的是“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信阳事件’是指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当上交完国家后，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1959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夥了。而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万。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止1960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1960年一年里就饿死九万八千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在那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实际上，内部还有一本帐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
……
根据海外学者丁抒先生的研究，大跃进一共造成了至少三千五百万人被饿死的严重后果。中国经济出现了大倒退。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人祸还是天灾?
毛泽东在世时，一直嫁祸于老天爷，将那场深重的灾难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而对造成这场灾难的原因的探究也一直是个禁区。
终于在毛死后的八十年代，当年参与其中的一些中共干部吐露了真言。当年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说出了真话：“‘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运动造成的。”前《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说：“国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像完全是我们党造成的。”另一位1959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从中共高层干部的真言完全可以断言：造成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千万人死亡的元凶正是毛领导下的中共。而正是在中共制造的恐怖中，人们为了自保，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蠢事。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人们在中共和自己编造的谎言接受着上天的惩罚。
中共带给人民的除了灾难，死亡，恐怖，还有什么呢?
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58 年的大跃進虽然在早期赢得了群众高涨的热情的支援，但是随着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群众特别是农民被弄得精疲力尽，不满情绪开始增加。这一年的11月28 日，中共领导人在武汉公开讨论恢复经济的稳定问题，并在毛泽东反对的情况下，发表了一个决议，通过若干措施，旨在阻止人民公社化的社会和政治上的激進行为。毛在这次会议上被迫决定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这引发了中共的再一次内斗。1959年初，中共在刘少奇的主持下，又召开了一系列旨在缓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会议。毛正式将国家主席的职务移交给了刘少奇。大权旁落的毛当然不甘屈服。4月，他公开指责武汉会议的决议，并在随后的庐山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上，以其一贯的手法，借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等人，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党内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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