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根据毛的指示，林彪下令军队介入政治斗争，在支持革命左派的同时维持社会秩序。但哪一派是“左派”?毛似乎并没有向各地军方指明该地区哪一派群众组织是左派，于是，谁是 “左派”就全凭各地军方去自行鉴别评定了。全国各地的军方(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几乎无一例外的认为政治品质较高的群众组织是左派。问题是，如果该地区夺权的群众组织是军方心目中的左派，那当然皆大欢喜。但如果不是，那就必然要产生轩然大波。因为军方一旦认定夺了权的一派群众组织不是左派，另一派才是，那么军方将非但不与夺权的一派合作，还会去指责他们。这正是在全国多数地区发生的情况。而夺权派则不但不会在军方的指责面前屈服，还会对军方实行反指责。他们认为自己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向走资派夺
权，当然就是左派。当然应得到军队的支持。军队不支援自己这一派，就是犯了错误。气氛在军方和夺权派的互相指责中急剧紧张起来。在全国许多地方甚至发生了夺权派群众组织冲击当地军事领导机关的事件。正是各地夺权派群众组织与该地区军方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军队在3月间展开的全国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
在这次“镇反”运动中，军方大多采取这样的措施：1、在夺权的一派中挑选出一个或几个成份尤其复杂的工人组织，将其打成“反革命”组织。大、中头头予以逮捕，小头头在单位接受批判，一般成员进行“批评教育”。2、对“夺权派”中所有的学生组织和成份不那么复杂的机关职员组织、工人组织进行攻心瓦解，挫其气焰。3、对在“夺权”中受到排斥的政治品质较高的群众组织予以扶植。例如在广州，军方把 “夺权派”中的“八一战斗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对“工联”、“红旗工人”等工人组织和“中大红旗”、“华工红旗”等学生组织实行压制和分化瓦解。对 “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红色工人”、“广州红卫兵第一司令部”等“政治品质较高”的工人和学生组织给予扶植。又如在武汉，军方把“钢工总”打成 “反革命组织”，对“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工人革命造反团”等实行分化瓦解，对政治品质较高的机关职员和工人的联
合组织“百万雄师”予以扶植。在“镇反”期间，被镇压取缔或分化瓦解的一派组织的群众心情自然是惶恐不安。得到军方扶植的一派组织就当然是扬眉吐气得意洋洋。
对于那些红卫兵组织，开始逐渐被取缔。学生们被敦促回到学校，学校也于3月提早开学。4月，久已沉默的刘少奇不仅被指控为走资派，而且被指控为国家的头号叛徒。由于1966年以来所造成的混乱，周恩来在毛的默许下，开始致力于恢复政府机构的职能，包括恢复老干部的职位。但是，军方的“镇反”行动似乎出乎毛的预料，因为毛希望借助“夺权派”冲击属于刘邓系统的省市党委，希望借此清洗自己的政治对手，尽管他并不否认“保守派”的政治品质比行动迅速的“夺权派”在整体上来说是要高一些。因此，毛不能接受各地军方把这些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或进行压制分化瓦解的做法。基于这样的考虑，毛在4月份开始向各地军方提出批评，指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即错误的镇压了“夺权派”群众组织。
毛的批评使原来已近于瓦解的夺权派群众组织不但迅速恢复过来，而且对军方采取了进击的姿态。他们指责军方的镇压行动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他们要求军方释放在押的“反革命组织”的头头，要求军方给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
他们的这些诉求先是以标语口号大字报来表达，接着使用了集会游行乃至绝食抗争的方式。
由于军方拒绝承认错误，拒绝释放所抓捕的人员，拒绝为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群众组织平反，致使“夺权造反派”与军方的矛盾的激烈程度剧增，有的地方甚至再度发生了“夺权造反派”组织对军事机关的冲击，包括抢夺武器武装自己。
与此同时，对毛的神化和膜拜也愈演愈烈。全国开始流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语录操”。在一方面对毛高度个人崇拜的同时，文革冒出了各种各样自由化的思潮，而这自然是毛所不能接受的。
5 月，激进的造反派因为不满，开始了对一切权力机构的冲击。北京的造反派们冲击了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包括外交部。在各省市，不断出现武斗事件，而且是逐步升级。武斗之风盛行全国。而军方则开始大力扶植“保守派”组织，并使之作为压制“夺权造反派”的前锋力量。由此就发生了“保守派”挑起的“武斗”。比如武汉。7月，在武汉军区的全力扶植下，由政治品质较高的人群所组成的组织--“百万雄师”迅速壮大，并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为动员口号向 “工总”、“二司”等“夺权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实行暴力压制，从殴打很快发展为屠杀。在北京派出了强大的军事力量的情况下，武汉军区司令不得不屈服。
8月，造反派的行为更加无法控制了。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要求公开审判刘少奇;在许多其它城市，出现了“夺权造反派”与军方的战斗。暴力和血腥象流行病一样在各处蔓延。到了8月底，中国似乎已经徘徊在了无政府的边缘。
毛既然已经实现了打倒刘邓的目地，那么他所发动的文革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毛决定选择秩序，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文革热月(1967年9月--1969年初)
1967 年9月初，军队受命恢复秩序。“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和国务院等下令群众交出武器并不妨碍军队执行任务。换言之，群众造反的权利被剥夺了。10月，中央下令所有学生必须回到学校。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 的一些成员，如王力等则被抛出成为替罪羊，被指责是前一段混乱的幕后策划人。
毛为了平衡保守派与激进派，在进行的清洗中还包括军队中的一些高层将领，比如军队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在清洗的同时，毛领导下的中共开始逐步恢复对各地党政机关的控制。而各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并未如毛期望的那样成为恢复秩序的重要领导机构，因为革委会中的军方人士占有着主导地位，导致更多的群众缺乏团结的热情，并开始产生了厌倦，对政治也越来越冷淡。不过，一些激进的造反派组织还在继续进行着武斗，直到1968年夏被彻底镇压。
1968年春到夏初，对军队的严厉干涉的强烈反抗与官方反对“右倾思想” 的运动混在一起，使得全国许多地方又爆发了新的武斗。武斗主要发生在对立的红卫兵组织之间以及学生和军队之间。7月，毛接见了红卫兵领袖，通知他们离开历史舞台的时刻到了。随即军队和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结束了武斗。期间的流血事件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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