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的流血事件发生在广西。其省军区政委韦国清下令杀害或判以死刑的激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人数令人震惊。许多学生造反派被遣送到农村接受农民的再教育。同时，那些对文革怀有抵触情绪的中共官员也被遣送到农村的“五七干校” 接受教育。
借助军队的力量，毛领导的中共逐渐掌控了局势。
1968 年9月7日，北京召开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即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十万人庆祝大会，标志着文革尘埃的基本落定。除了上海是造反派掌权外，其它省市则是保守派掌权。上海造反派掌权是通过一场武斗获得的。造反派热衷武斗，保守派热衷整人。正因为上海当权的造反派实现了毛发动文化革命，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精神变物质的梦想，所以上海帮一直没有失宠。
10月，中共秘密召开了八届十二次全会，会议正式开除了刘少奇的党籍以及一切职务，包括国家主席一职。而此时刘少奇已被秘密关押多时，最后黯然死于狱中。
关于刘少奇，虽然他的遭遇比较悲惨，但他与毛事实上并无本质上的区别，甚至毛刘在思想上、语言上都非常相似，而且他值得指责的地方其实很多。1945年中共九大，他首先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并将它写入党章、党纲。毛的个人迷信，个人权威首开局面，他有头功。故此也受到毛的宠信，地位逐步上升。论资历刘与周都是1922年加入中共，但论业绩功劳，刘实在差周甚远，但至八大，他地位已在周之上。59年庐山会议上，刘对彭德怀大加斥责，昧着良心，不顾事实，戕害忠良。再看他在文革初期的作为，更令人齿冷。他的死只不过是权力争斗失败的结果。
毛在打倒党对对手的同时，对其的神化和膜拜也达到顶峰。毛的著作和各种画像、塑像、像章大量发行，学生们往往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来开始一天的活动。全国流行的“忠字舞”、“语录歌”、“语录操” 要求人人会跳，人人会唱。
八届十二次全会后，中共开始了持续一年的“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目地是审查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中共干部和其他领导人以及在文革期间被提升到领导地位的人在政治上的可靠性。重新拥有权利的保守派开始了对造反派的杀戮。家庭出身再次成为进行政治判断的标准。
文革的结束
(1969年底)
1969 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此时的林彪由于文革时对毛的忠心，其权力和声望都达到了顶峰。他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全面评价了文革和国际形势。强调了学习毛思想和重建党的重要性。而毛在大会闭幕后不久的一次谈话中，再次强调了重建党的重要性。他还说：在几年后，我们也许还要进行另一场革命。
“九大”选出的五人权利核心中，除毛和林彪外，还有周恩来、陈伯达和康生。军队的影响力上升。在会议结束后，中共正式向全国公布了“九大” 公报，公开谴责了刘少奇，并欢呼文革的胜利。由于“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部份被打倒，部份被选进了新的统治机构，该小组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自动消失了。
至此，毛发动文革的目地基本实现：政治对手被打倒，权力重新牢牢的掌握在自己手中。各级地方政权和基层单位的权力已经由“革命委员会”接管。中央委员会也通过“九大”的组织程式进行了大清洗。政治新贵们大都进入了各级政权班子。
到了1969年底或1970年初，文革彻底结束了。但是，中共的迫害行动并没有终止。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一连串的运动中，中共象文革前一样开始了反复清算、惩治、镇压民众。此时，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中共高层各派系已无歧见斗争。
文革暴行：中共有计划的杀伐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恶党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 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三万三千六百九十五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八万五千一百九十六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延，多达四十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恶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恶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而入狱。其他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恶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
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省有九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二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牵连的一万九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五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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