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表现在：一、1978年12月，给曾经由于激烈的反对大跃进而被毛打倒的彭德怀正式平反，并恢复了他在1959年前的地位;二、1979年后，大批在文革期间和毛时代被打成“右派分子”和“走资派”的人被逐渐平反，他们在恢复以往的地位后，加强了反毛的舆论和政治活动。三、1979年后的中共官方刊物出现了含蓄批评毛的潮流，而那些由民主人士出版的非正式刊物更是直言不讳的批评毛。不久，全国掀起了反对“极左主义”的思想运动和反“个人崇拜”的讨论，并将批判矛头指向了毛。四、1980年11月，中共新政权决定公开审判“四人帮”，判决江青和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他人分别被判为时间不等的有期徒刑。这一举动大大降低了毛在民众中的声望，因为毛显然成为了未被点名的被告。尽管这次审判号称是按照新颁布的法律进行的，但是审判的内容和目地明显是政治性的。法官们不是听命于法律，而是听命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指挥着从开始的起诉到最终的判决的全部程式。在审判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毛在其遗孀和由他提拔的人被指控为犯罪分子的这些事件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为了维持中共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技巧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即毛是犯了“严重的错误”，而这个严重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是有着根本上的不同的。1981年6月27日，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作出了官方评价。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官方的正式说法是：文革是“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和领导、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毛本人，决议中高度赞扬了毛在中共暴力革命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高度评价了其在建国七年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决议在称赞毛是一个 “伟大的革命家和现代化者”的同时，还严厉批评了毛在其统治后20年(1956-1976)中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包括1957年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这场运动使许多无辜的知识份子受到迫害─但决议认为这场运动的最初阶段是“必要和正确的”。毛在大跃进中犯的“左倾”“错误”和在晚年实行的“个人专断的统治”和搞个人崇拜也受到了批判。对于毛在文革中的严重“错误”，决议认为“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中共新的领导人出于维护中共政权的目地，就这样以毛犯下了“严重错误”为藉口，为其罪行开脱，而对文革“负有主要责任”的毛的罪行只好由“四人帮”承担了。
另一方面，对毛后20年政策的否定，使邓及其追随者建立的后毛时代的政权实现了存在的合法性目标。
1981 年的决议暂时解决了对毛和文革的评价问题。几年后，对毛的个人崇拜的残存现象至少在公开场合逐渐消失了。不过，毛曾经的“神圣”形象虽然自此有些黯淡，但依旧挂在中共的所谓“圣殿”上。中共只有继续不断重复着谎言，继续欺骗着民众，才能确立其政权存在的合法性。正是依靠着这种欺骗伎俩，到了90年代，处于政治需要，经过相当修饰的毛的形象，又被人们以不同方式利用，有时还大加颂扬。可见，不彻底剥掉毛的画皮，就不能使中国广大民众真正认识到中共的邪恶本质。
维持不变的专制统治下的经济改革开放
在文革和毛时代经历了大起大伏的邓小平重新执掌政权后，意识到了只有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准，摆脱毛时代遗留的混乱的中国经济状况，才能继续维护中共的政权统治。因此在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提出并通过了实施经济改革的政策，但对政治体制上的改革却讳莫如深。
根据中共近年公布的资料，可以了解，当时中共内部在经济改革上仍存在着分歧。以陈云为首的“调整派”不主张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但主张缩减国家对重工业的发展规划，刺激消费品工业的发展。而与之相对的“改革派”，不仅主张调整现行政策和发展次序以获得更为平衡的经济增长，而且要求改革现存经济体制的基本结构。“改革派”把市场力量看作是解决“计划经济”中存在的问题的途径，提倡运用一些资本主义方式来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最终选择了支持“改革派”。而为了调和“调整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采用了把“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相结合的模糊提法。
1979年春，中共新政府调整了工业发展比例，即大幅度减少了对重工业和基本建设的投资，大量增加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改革的序幕慢慢拉开了。我们将从三个方面分别讲述：农村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
* 农村经济改革及其带来的问题
毛时代时在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因将农民手中的一切个人财产与生产资料划归公有，并且在产品分配上采取了绝对平均主义来分配，造成“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严重抑制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78 年，中国安徽省出现旱灾，当地凤阳县小井庄、小岗村等地的农民决定实行包产到户，均分小队下辖的土地与劳动工具，展开自负盈亏的农业生产──这在人民公社下是属于私分共有财产的重罪。不过，其结果是两个村在当年得到了惊人的农业收入。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公开支持了这项措施。不久，中国所有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根据“责任制”，在坚持土地最终所有权为国家所有的前提下，允许农民与生产队签定关于使用土地的合同，允许农民自行生产、自负盈亏，只缴纳部分农业产品。并鼓励农村发展乡镇企业和农业副业。到1983年底，中国98%的农户变成了“责任制”的基本单位。1983年和1984年，农民被允许转让承包的土地和雇佣劳动力。为打消农民对政策多变的担忧，中共新一届政府又规定把土地承包的时间延长到15 年。
在政府的鼓励下，农村出现了私人企业。医疗和教育设施也逐渐走向商业化。大多数农村干部成为最初的一批受益者。
而邓小平在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的“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它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更是进一步推动了有能力的农民的干劲。
应当说，中国农村的改革在最初取得了十分显著的经济结果。从1978年后，农业总产值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农村的劳动生产绿也明显提高。在其后的5年里，农民人均收入翻了一番。一部分地区的农民先于其它地区富裕起来。
但是，农村的经济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带来了相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一，非集体化生产导致农村生育率开始增长，因为一个家庭拥有越多的劳动力走向致富的机会越高。这自然同中共政府提倡的“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节育政策相冲突。因而出现了强迫妇女流产和妇女杀死超生的孩子的人间悲剧。其二，鼓励农民从事个体经营对其他长远和普遍利益带来了负面影响。由于以往的公社、大队等集体性组织逐渐萎缩，对农村老年人、残疾人和贫困户进行照顾的资金越来越少，一些地区的公共诊所关闭，学校入学人数减少。而中共政府对此并未投入相应的资金，使上述情况在90年代愈加严重。其三，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为了谋取短期效益，大量砍伐树木，占用耕地兴建房屋，破坏环境，致使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其四，由于传统的士绅阶层在中共建国时被彻底打倒，农民的思想教化一直存在着真空。改革开放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又缺乏道德上的教化，使曾经淳朴的农民变得不再朴实。其五，经济改革引起的长期后果是农村经济出现了不平等的发展，农村出现了新的阶层分化和社会冲突。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通过利用他人的劳动和劳动产品更加富足，而大部分农民则从相对的富有到相对的贫困。一些无所事事的农民成为危害乡里的流氓。其六，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逐渐深入，农村的发展开始低于城市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至今两者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导致中国在90年代出现了世界上最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而这同中共强调的实现“以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相悖的。90年代农民生活状态恶化不能不说是政府的错误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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