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新领导人的上述举动并不意味着他们打算改邪归正，而是在社会危机和人民不满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时所采取的伎俩，其目地还是为了平息民愤，缓和矛盾，进而巩固中共邪恶政权。中共新执掌政权的领导人大多在文革和毛时代亦受到过迫害，因此有采取温和政策的倾向，但底线是中共的政权不能被颠覆或受到任何威胁─哪怕它是邪恶的。在对待右派问题上，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一方面，五名中央级右派不予平反，恰恰意在表明中共的“反右”运动在根本上并没有错;同时也向党内外昭示：采取任何方式对中共政权提出批评都是不可以的。另一方面，中共又对“反右”运动中的扩大化做了“检讨”，并为大部分右派平反，以此收买人心。而善良的中国人除了“感恩戴德”，并未认真的思索究竟是什么让他们陷入了深渊，中共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不久后对民主人士的镇压，再次表明，中共刚刚更迭的领导人与以往在本质上并未有任何的不同。
1978年12月中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被中共史学家视为中共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捩点。邓在会上提出了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华国锋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汪东兴也被批判。邓成功的取得了中共的“最高领袖”地位。
此外，会议提出了要加强经济建设。此后，经济改革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潮流。会上还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了反，而邓当年恰恰是为此而被再次打倒的。在这一年年初在北京西单墙壁上出现的呼吁民主的口号和街头出现的民主运动，亦因受到该平反事件的鼓励，而表达了更加强烈的民主愿望。北京西单出现了政治集会和内容更为大胆的大字报，批判了文革和过去中共的暴行，要求人权、法制和民主政治制度。越来越多的青年加入了这一民主运动，并出版和发行了各种非正式刊物。民主运动也从北京扩展到其它大城市和很多省会城市。而数百万从农村返城的知识青年更表现出了一种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们甚至提出了要否定中共的领导。这一民主运动时期被称为“北京之春”。
中共新的领导人意识到这些独立的组织和刊物将会对中共的政权构成威胁，遂于1979年春采取了行动：查禁了非官方刊物和组织，逮捕了一些民主运动的领导者，比如魏京生。当年10月16日，中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判魏京生，并根据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魏京生有期徒刑十五年，刑满后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12月6日，中共北京市革委会发出通告，明确禁止在“西单墙”和规定范围之外张贴大字所报和小字报。“西单民主墙”不复存在。而作为最高领导的邓小平称这些民主人士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犯罪分子”，指责他们恢复使用了文革中有害的政治方式。1980年4月，在中共五届全国人大十四次会议上，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1981年，作家白桦写的《苦恋》受到批评，被指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中共借此开展了第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
在中共的镇压下，一度兴旺的民主运动沉寂了，很多民运的领导者被送进了监狱。而更为可怕的是，中国民众在漠然中接受了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的事实。
历史给中共提供了一个契机，一个学会尊重事实、尊重人的基本权利的契机。但是，中共并没有改变其邪恶的本性和一贯的作法。而民众的漠然，表明了他们对中共专制的恐惧已经深入骨髓。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进一步提升了邓的形象。2月，因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中国和越南爆发战争。
在镇压民主运动的同时，已在事实上成功执掌最高领导权的邓小平开始了对中共领导层的更换，即所有领导人都换上他所信任的人。1980年2月，中共五中全会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进入政治局常委。此后，全国人大召开，华国锋辞去总理之职，由赵紫阳接任。华在一年后又辞去了中共党主席之职，只保留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刘少奇、彭真等亦被正式平反。
1981年6月，中共发表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并对毛泽东作出了官方评价。在这次会议上，邓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2 年9月，在中共第十二届代表大会上，通过了邓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及中共党的人事变动。正式废除了中共党的主席一职，胡耀邦被确认为中共的新领袖----- -虽然事实上真正的最高“领袖”是宁愿在幕后指挥的邓小平。邓则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主任。此后，无论中共前台的领导人如何的更迭，但都听命于邓。按照中共的说法，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亦在这次会议上首次出现。
中共彻底否定文革却不彻底否定毛泽东的原因
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为了挽救文革和毛后期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深重灾难，挽救中共政权的颓势，除了提出经济改革、以满足民众的物质需求外，还面临着如何评价文革、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
作为文革和毛后期的受害者的邓和其他拥有类似经历的中共领导人。在此问题上似乎面临着一个困境。一方面，只有削弱或否定毛的形象、放弃并修改其政策，即证明其错误才能确立中共新政权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否定人们心目中曾经的神圣形象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毛一贯的伪装和中共宣传机器虚假的宣传，使一大批中国人，特别是参加过中共暴力革命的老干部和文革中的积极分子，对毛仍旧怀有尊崇的心理。否定毛，很可能导致民众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对产生这个国家的革命的道义合法性产生怀疑。其结果是中共政权处于危机中。
出于上述考虑，在1980年夏起草关于如何评价毛的档时，邓小平定下了基调：“我们不会象赫鲁雪夫对待史达林那样对待毛主席”，“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因此，要对毛的功绩作出“适当的评价”。
为了欺骗民众，为了使中共政权的存在具有合法性，中共新的领导人邓小平不得不把一个屠杀了几千万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暴君依旧悬挂在中共的所谓“圣坛”上。可见，其根本的考虑还是中共和自身的权力，而非什么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从这一点上看，邓与毛并无本质上的不同，而八十年代末邓下令军队开枪屠杀学生的恶行也就不难找到根源了。
事实上，在中共官方于1981年对毛作出所谓“正式评价”前，由于中共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和舆论的导向，对毛的批评也已经是半公开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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