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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五千年历史真貌_心缘【完结】(47)

  到了战国时代,文字在民间频繁而广泛的应用中,简化的、草率的字体大量流行。不但字形的变化十分显著,不同地区之间文字异形的现象也很突出。当时印玺、货币、陶器上的文字,铜兵器上的刻款,铜器上所刻工名,以及近年出土的竹简、帛书,都是草率的字体,它和青铜礼器上工整的铭文显然不同。大体上当时重要的青铜器上工整字体,还是沿用着西周以来传统的写法,而在一般日用器物上的草率字体,是出于当时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正因为出于各地民间的自由创造,字的写法很不一致,连偏旁也有不同,出现了汉代许慎所说七国“文字异形”的现象(《说文解字叙》)。

  战国时代还没有字体的专名,但是在实际使用中已形成工整和草率两种字体。工整的一种就是篆书的起源;草率的一种可以称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它正是从篆书到隶书的过渡。以秦国为例,当商鞅变法时,所制造的“商鞅方升”上的铭文写得工整,是西周以来传统的篆书;但是“大良造镦”上的刻款就很草率,是属于草篆的字体。秦昭王时的两颗玉印(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都作“泠贤”两字,一个是小篆,另一个是草篆,近于隶书,“泠”字的偏旁已不从“水”而作“三点水”。战国后期秦“高奴禾石铜权”的铭文,已是隶书字体,“奴”字的“女”旁和“造”字的 “辵”旁都已同于隶书。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新郪虎符”的铭文是小篆,而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帛书《为吏之道》则近于隶书。隶书和小篆最大的区别,就是变圆笔为方笔,变弧线为直线,这样写的速度就可以加快。

  战国时代许多重要铜器铭文都用工整的篆书,讲究美观。例如战国初期韩国制作的编钟,所有铭文都先划好方格,在方格内写着工整的篆书,很是精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铜器铭文也都是工整的篆书。这就是书法的起源。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文字也还沿用这个办法,除了广泛应用隶书以外,许多刻石和重要铜器上的文字都用小篆,也都写得工整美观。相传李斯就是个书法家,“号为工篆”,许多刻石和十二“钟鐻金人”的铭文都出于他的手笔(《水经?河水注》引卫恒《叙篆》)。从这时起,作为书法艺术的文字和作为应用工具的文字,分别遵循着各自的道路向前发展。

  艺术

  战国时代的美术品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甲、青铜工艺品(附金银错、镶嵌及铜镜),乙、雕塑性美术品,丙、绘画性美术品,丁、其他工艺品──漆器、玉器、陶器等。

  战国时代艺术的大量具体材料,得益于过去五十年中的考古发现。例如以下各地的出土物对于美术史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山西浑源李峪村,河北易县、唐山,河南辉县、汲县,洛阳金村,山东临淄,安徽寿县,湖南长沙等。这些地方或发现了墓葬,或尚残存着建筑遗迹,出土物中最多的是铜器,但也有瓦当、玉器、漆器和陶器等。战国时代的美术研究,特别得益于建国后河北唐山,河南辉县、洛阳和湖南长沙的发掘。这些发掘提供了有地域代表性而又有艺术价值的珍贵材料,并且提供了有关古人生活和文化的可靠的知识。

  * 青铜器

  青铜器有:浑源李峪出土的赵国器,河北唐山出土之燕国器,辉县出土之魏国器、洛阳金村出土之韩国器,安徽寿县出土之蔡国器及楚国器,以及各地出土之齐、秦各国器,其中有些是春秋末期的,其时代及地域的风格变化都有待研究。但明显的具有共同的趋势。铜器有相类似的新造型与相类似的装饰主题及装饰方法。装饰的部分或立体化而趋向写实风的动物雕刻,或布满全体趋向繁复及重叠缠绕的组织。装饰纹样以蟠螭纹最普遍,但处理的方法有多种不同。在铸造技术上,透雕的装饰已可能用蜡型法浇铸,花纹系利用简单的压抑法印在铜器的原模上(不是印在范型上),铜和锡的成分也有新比例。战国青铜器的风格华美瑰丽。战国铜器的华丽的风格特别出现在金银错等镶嵌的器物上,金、银及红铜等金属或松绿石、水晶、玉、玛瑙等矿石,填充或镶嵌在青铜器的花纹空隙处,产生了多色彩的效果。洛阳金村和辉县固围村的金银错及珠玉镶嵌器,都是中国工艺史上的珍品。战国时代的铜镜,以楚国及其邻近地区发现较多。圆形铜镜(少数是方形的)的正面磨光可以鉴人,背面有组织得很严密而完整的图案。这些图案往往是在繁密的底纹之上有旋转纵放的云雷纹或幻想的动物纹样。上下两层因反光不同而呈现出对比效果。战国的铜镜纹样是中国图案纹样的典范之一。战国铜境的合金中,为了使镜面光洁细腻,常加入少量的铅,背面的花纹也因而特别整齐清晰。

  * 雕塑

  战国时代的雕塑作品,显然具有表现动态及开始刻画面部表情的能力。长沙出土的木俑和洛阳出土的胡女铜像,动态的表现是很微妙的。作为已知的早期的雕塑艺术品,是不平凡的尝试。其他一些工艺装饰性质的雕塑,如山西长治分水岭出土的猴形、鹦鹉形铜饰,洛阳金村出土的多种跽坐胡跪形铜人,金银错云纹及兽纹的铜洗上的一对正要跃入水中的蛙,这些作品表现动物的动作都很真实。洛阳金村出土的金银兽首、龙首,辉县出土的车辕首的兽头形饰物,都采用夸张的手法。并善于利用金属的不同色泽进行装饰,而获得生动效果。

  * 绘画

  《韩非子》记载了画家用了三年时间为周君画箧,配以强烈的光线,可以看出“龙蛇、禽兽、车马、万物之状备具”。显然这是战国时代装饰画中的主要题材。楚国诗人屈原在所作的《天问》之前,曾见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中“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的充满幻想的神话图画。古代著名的巧匠鲁班,用脚画自知相貌狞丑,不愿人见而潜匿水中的“忖留神”的图像。齐国画家敬君,为齐王画九重台,不能回家,画了自己妻子的像以自慰,以致妻子被齐王所夺。齐王客认为画人所熟知的狗马,难于画人没有见过的鬼魅。由此可知当时绘画艺术的发展状况。

  战国时代的绘画性作品中,以长沙出土的帛画《龙凤仕女图》作为已知的第一幅绘画。其他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战国时代绘画艺术水平的作品,有故宫所藏《水陆攻战纹铜壶》和辉县出土的刻纹《燕乐射猎铜鉴》以及汲县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上的奏乐、射箭、宫室景象及九种战斗场面。

  长沙出土的彩画漆奁上,有树木、奔驰的车马、狩猎等景象。说明了当时绘画艺术的构图能力。其他如金银错的狩猎壶及铜鉴上的车骑、动物等景象,也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时绘画的一般水平。在工艺美术范围中,漆器工艺尤为突出。除了上述的绘画故事人物的漆奁以外,长沙出土的漆盾、神鸟盘、三凤及二凤盘、彩漆画案及轼,都是现存的最早的完整的作品。用麻布制胎夹苎技术已很普遍,涂漆匀洁,颜色(红和黑)鲜丽。图案构图极为巧妙精美,线纹或细如发丝,或匀称厚重,描绘技术也达到高度水平。战国漆器图案和铜镜图案,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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