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進生产，孙权下令推行屯田制度。它设典农校尉、典农都尉，来管理民屯生产。长江两岸地区都设有屯田区，其中毗陵屯田区(今江苏常州、镇江、无锡一带)最大。会稽郡农业生产比较发达。
此外，历代陆续修成的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在孙吴时发挥了通航效益。江南运河云阳至京口(今江苏丹阳至镇 江)一段流经山间，不便通航，吴末得到修整。云阳以西开辟破冈渎，使秦淮河和江南运河联通，为三吴至建业的便捷水道。
江南地区的经济由此获得了巨大发展。当时有些地区的水稻每年能收两季。永兴(浙江肖山)的水稻每亩收米三斛左右，较前有显著提高。
手工业方面，冶铸业以武昌为最发达，225年，孙权曾在这里采铜铁，打造大批兵器。在海盐(浙江海盐)、沙中(江苏常熟)设官员，来管理这两地的盐业生产。三吴出产“八蚕之绵”，诸暨、永安一带所产丝的质量很高，吴宫廷内的丝织作坊拥有上千的生产者，这都说明江南的丝织业已有了初步发展，但织造技术还不高，所以蜀锦成为重要的输入物资。
由于河海交通的需要，造船业很兴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诸国。吴在建安郡侯官(福建福州市)设典船校尉，强迫刑徒造船。长江中的战船，有的上下五层，有的能容纳士兵三千人。可见当时的造船水平相当高。
公元230年，万人船队到达夷洲，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联系的最早记录，吴国使臣朱应、康泰泛海至林邑(在今越南南部)、扶南(在今柬埔寨境)诸国。大秦商人和林邑使臣也曾到达建业。
经济的发展，使东吴与外界交往的增加，促進了江南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知名的经学家和文史之士，如虞翻、陆绩、韦昭等。
这时佛教开始在江南传播，居士支谦从洛阳南来，世居天竺的西域僧康僧会稍晚从交趾北上。他们在建康译经传法，影响颇大。道教在南方民间继续流传。
*孙皓不修仁德而致灭国
孙吴诸将以私兵随孙氏征战，孙吴屡以国家佃客赐给功臣，功臣往往拥有多至于数县的俸邑，因而逐渐形成吴国武将世袭领兵的制度。同时，江南也出现了象吴郡的顾、陆、朱、张那样的占有大量土地和童仆，而且各有门风，世居高位的大族。他们和世袭领兵的武将同是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这些豪强成为东吴的半割据势力。
252年，孙权死后，吴国日趋衰弱。而最后一位皇帝孙皓只知道吃喝玩乐，而且不敬佛法。朝政渐趋腐败。
而此时的魏国则在司马氏消灭淮南地区三次军事叛乱后日趋强大。由于司马氏以先灭蜀后取吴作为国策，而在灭蜀(263)、代魏(265)后又忙于新朝定制，吴国政权暂得延续。
晋泰始五年(269)，羊祜命王濬在益州筹建水师，并预定攻吴的军事方略。咸宁五年(279)冬，晋军出兵自长江以北、江陵至建业之间五道攻吴，而以益州水师为奇兵出峡顺流，于太康元年(280)三月攻下建业，吴帝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吴国历四帝，共五十二年。
结语
吴的灭亡，标志着三国时代的彻底落幕。东汉初平元年(190)后出现的全国分裂局面，经过魏、蜀、吴三个区域的局部统一和相持后，至此又归于全国的统一。又一出新戏上演了。
文化
在三国这幕夺目的大戏下，也酝酿出了富有特色的三国文化。
*文学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是“建安文学”。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它主要指以曹氏父子为领袖的建安文人团体，包括曹操、曹丕、曹睿和曹植，以及著名的诗人“建安七子”：王粲、陈琳、徐干、刘桢、应玚、孔融、阮瑀。他们大都死于建安年间，故称这时期为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之所以兴起，一是由于汉末战乱，百姓疾苦，诗人自身也饱受战乱之苦，只有借文学作品反映社会实况和个人遭遇。《文心雕龙?时序》论述建安文学：“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二是身为统治者曹操的提倡。曹操虽执掌大权，但文才过人，并且爱惜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文学团体及“邺下文风”。
三是建安时代的士人思想相对自由，文学观念有所改变。在著名的曹丕的《典论?论文》文中明确的说﹕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指出文学具有不朽的价值。曹丕还同时从理论上探讨各种文体的要求和特点，作品的风格与作者气质才性的关系等问题，这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先出现的文学理论，而且建安文人对当代作家作品也经常提出评论。《典论?论文》对“建安七子”的评论，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等，都是讨论文学的著名书信，足以证明这段时期文学批评的风气十分兴盛。建安文学的发展，和这时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是有很密切关系的。
四是受汉乐府民歌的影响。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大量反映社会民生的新兴五言体在汉末出现，建安诗人得以继承而大量创作。
建安文学的内容主要包括：一、刻画时代，反映战乱以及现实的民生困苦，并对百姓寄予深厚的同情;比如曹操《蒿里行》说﹕“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臣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王桀《七哀诗》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都能写出生灵涂炭的苦况，使人惨不忍睹。此外，如蔡琰(音染)的《悲愤诗》、徐干的《室思》六首等，都反映出汉末战乱带来的痛苦。
二、反映建功立业的理想。天下动荡，以曹氏父子为代表的作品中多有反映建功立业、安定天下的壮志。比如曹操《短歌行》结句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表明自己要像周公一样招揽人才，为国出力。曹植《与杨德祖书》明确的说出自己的主要愿望是:“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三是慨叹人生，反映诗人思想个性，表达胸中愤慨。如蔡琰(文姬)流落匈奴十多年，饱经忧患，才能够返回中原，所以她在《悲愤诗》说﹕“流离成鄙贱，常恐复捐弃，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写出流离之后，精神长久不能回复平静，以致终年怀忧。刘桢《失题诗》慨叹﹕“天地无期竟(完)，民生甚局促。为称百年寿，谁能应此录。低昂倏忽去，炯若风中烛”，对人生无常，命如风中之烛，感到极大的苦恼。为求摆脱这些痛苦，很多建安作家往往转向饮酒求仙，寻求精神安慰，所以当时也出现了许多宴游诗和游仙诗。
三国魏时又出了七位名人，即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因为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在文学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的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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