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歌曲集《战地新歌》，书名出自毛泽东的的诗句“战地黄花分外香”，以示这些诞生于“文革”战斗中的新歌比以往的旧歌更“香”。选编这些歌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这自然成了当时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此后形成惯例，每年都出版一本《战地新歌》，从1973年的“续集”一直到1976年的“第五集”。这些歌曲与“文革”前的许多创作歌曲一样，密切配合政治形势，大多鼓噪一阵后就被人们遗忘，很少能够流传，只有极个别的才在一些人头脑里留下特殊印象。
1970年5月21日，首都各界群众50万人隆重集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由林彪宣读了毛泽东于20日发表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指出：“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声明强调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按照声明中的精神，中央乐团“集体”创作了歌曲《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由各广播电台反复教唱。歌词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然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这首歌是1972年出版的《战地新歌》中最后一首。当时流传甚广，特别是“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一句，被许多人当作了斗嘴时的流行语，以至于在近年的某些相声、电视剧中也被用了进去。但是许多人却忘了产生这首歌的特殊背景。
“文革”政治歌曲的“压卷之作”，给人们留下最后印象的一首，大概要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了。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广播，群众演唱会上经常高唱，“就是好!就是好!”的狂热歌声响彻大陆，使许多人难以忘却。这首歌曲出现在“文革”中期“批林批孔运动”中，被收入1974年出版的《战地新歌》第三集，词曲作者署名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文艺学习班”，在同一集《战地新歌》中另有一首儿童歌曲《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则说得更明确：“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鼓吹'克己复礼'，一心想复辟。呸!红小兵，齐上阵，大家都来狠狠批!……”
在那些所谓“战地新歌”中，能在群众中流行的实际上只是一些曲调优美的抒情歌曲。如那首蒙族民歌风格的《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还有《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了毛主席》《北京颂歌》《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1973年，由洪源作词，田光、傅晶作曲的《北京颂歌》，经张越男演唱而传遍全国。其影响竟持续到“文革”结束二十多年之后，这真让人诧异不已。
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七十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以前有个广播节目叫“夜晚十二点，我们开始讲故事”，里面的女主播曾经说过，就物质而言，七十年代是一个苍白而匮乏的年代，可那些残破的街道，颓败的钟鼓楼，厨房里的陈年油烟，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初听那句话，像掉入了一个细羽铺陈的陷阱里，心底的感动，无以言表。而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在以前，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这也是我至今还牢记许多香烟价格的原因。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7角2分，“短中华”是6角2分，接下来是“牡丹”5角4分、“红塔山”5角2分、“群英”4角8分、“恒大”4角5分、“春城”3角8分、“三七”是3角7分，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秩序。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的“天坛”;香港的“庆宝”;河南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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