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严师父说，这一生影响他最深远的一句话，是他的恩师印顺导师送他的六个字：“为佛教，为众生”。
他说：“其实这是相同的，为众生就是在为佛教，一个人如果孤立于众生，就没有资格谈佛教。所有那些为众生努力、服务、奉献的人，不管他是什么信仰，都是值得我们崇敬的。”
谈到恩师印顺导师，证严师父有无限的孺慕之情，他说：“我永远感恩我的师父，虽然在这皈依他的二三十年间，相处的时间累积起来还不到两个月，但是他的人格超然，与世无争，智慧深广，悲心无量，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学到他的万分之一。”证严师父现在是台湾社会举足轻重的人，但他一直这样慈和谦卑。
他的身体不好，有心绞痛的毛病，听他的弟子说去年做全省巡回讲座时，有时一讲完他到后台就要立刻打针，坐在电视前的观众是万万没想到，站在台上那气势非凡、动人心魄的师父，刚刚才打过一瓶点滴，这一点，使我要深刻感受到“为佛教，为众生”这一句话的深刻涵义。
拜别师父的时候，他站在门边，突然说：“人生无常，能尽现在这一刻的责任，就努力地去实践!”我双手合十，五内震动，想起自己的母亲。想到他刚刚赞誉印顺导师的话“人格超然，与世无争，智慧深广，悲心无量”，也可以用在证严师父身上，我不禁自己感叹起来：不知道怎样，自己才能学到他的万分之一。
放生?护生?环保
在现代，当我们说到功德，应该分成两方面，一是来自于人心的净化，使人人生起仁民爱物的心;二是来自于环境的净化，使众生都能活在清净的环境中，免于恐惧，这才是真功德。
北投佛教文化馆与农禅寺，把信众捐来作为放生的钱共一百三十万元，转请台北市立动物园兴建了七座鸟园，专门收容为人弃养或遭人伤害的稀有鸟类，这些鸟园叫做“护生鸟园”。
我读到这个报道，忍不住喝彩，佛教界千余年来讲“放生”，已经成为积习难改的行为，由于放生积功德的观念，鼓励了那些不肖的商人捕捉野生动物来卖给佛教徒，动物在捉放之间吃尽苦头，甚至横死山林。也由于放生，放鸟则破坏山林的生态，放鱼则破坏河流的生物链，非但被放的鱼、鸟、乌龟不能得救，反而害了山林河流里原住的动物。又由于被放生的动物都是繁殖畜养，根本没有野生的能力，每次有佛教徒放生就尸横遍野，令人不忍卒睹。
放生已经成为环境森林破坏的大问题。我的弟弟从前住在阿里山，他说阿里山是佛教徒放生的热门地区，放生活动几乎无日无之，每回放生法会过后，佛教徒呼啸而去，留下满地的鸟雀，或挣扎死去，或奄奄一息，或成为野猫野狗的食物，连非佛教徒看到那种“惨烈”的画面都会落泪，搞不懂为什么慈悲的佛教徒竟有如此无知野蛮的行为。
我也曾问过许多环保专家、生物专家，谈起佛教徒的放生行为，他们也都表示，在山林溪流胡乱放生是愚蠢的行为，对环境与生物有百害而无一利。
从前，我也时常参加放生活动，虽然眼见许多动物当场死亡，有些师父告诉我们：“它们是当场得到超度，转生善处了。”我心里虽然有许多疑惑，但也曾想：放生最可贵的不在行为，而在慈悲之念，如果人有一念之仁，放生的功德就圆满了。
后来我逐渐发现，我们佛教徒讲放生，大部分不是为了真实清净的慈悲之念，而是为了做自己功德的一念之私。例如我们平常并不做慈悲的事，一旦事业不顺利了，就去放生;一旦家人生病了，就去放生;一旦发财了想做一点功德，也去放生;于是无数的生灵成为我们功德的筹码，我们以鸟、兽、虫、鱼的生命来作为我们自私的赌注。久而久之，本来很慈悲的放生行为竟成为生命的悲歌。
从慈悲变成悲哀，从“一念之仁”到“一念之私”，想必是佛教徒所不愿见的。
现在，我们到全省各地的水库，几乎在水库旁边都有整条街在卖“活鱼三吃”，一天要宰杀几吨的活鱼。有一次我问鱼店的老板：“这水库怎么可能有这么多活鱼呢?是不是从外地市场运来卖的?”鱼店老板的回答大出我的意料，他说：“怎么不会有鱼呢?我们这水库的上游，常常有佛教徒整卡车整卡车地载鲤鱼来放生呢!”
弟弟告诉我，在阿里山也有许多人架鸟网，以捕捉那些放生的鸟类维持生活，如果抓到那还活蹦乱跳的小鸟，就再卖给人放生，如果抓到奄奄一息、甚至死亡的小鸟，就卖给山产店烤小鸟。
这是放生所带来的实情，却很少有人去思考。更严重的是环境的破坏，放生的人大概都假想鱼鸟在河海森林都可以活得很好，其实不然，我们可以想象把数万只猪牛鸡鸭放到山林的情景，就可以知道，长期被人类豢养的动物根本早就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即使它们能够存活，也会使环境失衡，从前福寿螺、巴西龟、食人鱼对环境的破坏可为殷鉴。
放生行为带来的缺失既是罄竹难书，而放生的利益只是为了自私的功德，为什么佛教徒还如此热衷于放生呢?是不是有什么方式可以取代放生呢?是不是大家都愿意对放生做更深入的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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