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文章的内容比较丰富，人们通常注意的是鲁迅关于中国人的“十景病”的论述，关于“悲剧”与“喜剧”的定义。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有关的是“奴才的破坏”的命题。论述的起点也是日常生活的小事：“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鲁迅由此引起联想：“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进而上升为一种国民精神的概括，即所谓“奴才的破坏”。其特点好像有三：一是破坏的原因“仅因目前极小的自利”;二是多数人的破坏行为;三“却难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谁”。但后果仍然严重：“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鲁迅由此而申发开去：“岂但乡下人之于雷峰塔，日日偷挖中华民国的柱石的奴才们，现在正不知有多少!”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热风》)。这里所揭露的是“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是可怕的：他们“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鲁迅的结论是：“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这是一个严峻的判断，却说出了真实。
《阿Q正传》(《呐喊》)。阿Q的“精神胜利法”即是一种奴性的表现：本来，当人物质上陷于贫困，不能满足，产生某些精神的幻觉，是可以理解的;但沉湎于精神幻觉，满足于所谓“精神胜利”，并以此来掩饰现实的奴隶地位，采取“不承认主义”，这就成了自欺欺人的瞒和骗了。阿Q精神胜利的另一法就是受到强者(赵太爷们)的欺侮不敢反抗，转向更弱者(例如小尼姑)发泄，这就是鲁迅在《杂忆》一文中所说：“卑怯的人，即使有万丈的愤火，除弱草以外，又能烧掉甚么呢?”——这其实也是“在强者面前为奴，在弱者面前为主”。
《隔膜》(《且介亭杂文》)。这回讲的是清朝的文字狱，“忠而获咎”的故事。——说“故事”是因为今天的读者对这些事实在是太陌生了。值得注意的是鲁迅的独特分析。一般人从文字狱中所看到的大都是“清朝的凶虐”与“死者的可怜”，而鲁迅却要讨论“获咎”的缘由。鲁迅指出，本来封建等级制度是自有规矩的：“奴隶只能奉行，不许言议;评论固然不可，妄自赞扬也不可，这就是‘思不出其位’”，“进言者方自以为在尽忠，而其实却犯了罪，因为另有准其讲这样的话的人在，不是谁都可说的。一乱说，便是‘越俎代谋’，当然‘罪有应得’”，“倘自以为是‘忠而获咎’，那不过是自己的糊涂”。——中国人惯做奴才，却“不悟自己之为奴”，这是最可悲的事。
还有贾府的焦大，如鲁迅所说，“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要贾府好，不过说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然而得到的报酬是马粪”。〔16〕这倒是真正的“忠而获咎”了。——这正是奴才的本色与悲哀。
对形形色色的奴性的批判，确实构成了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他的思想的一个贯穿性线索。我们可以感到，鲁迅对于奴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即使是最隐蔽、最曲折的表现形态，也都逃不过他的“金睛火眼”。这本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和理解“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鲁迅的角度。
注释
〔1〕关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鲁迅与钱玄同之间曾有过一次很有意思的讨论：钱玄同曾撰文说，人们曾对1857年英法联军侵略广州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态度，有一个概括，叫“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钱玄同以为这是能够“作为中国人‘持中’的真相之说明”的。鲁迅则认为，要稍做修改，中国的“持中”之道，应该是“似战，似和，似守;似死，似降，似走”。见《我来说“持中”的真相》，文收《鲁迅全集》7卷《集外集》，56页。
〔2〕《谚语》，《鲁迅全集》4卷《南腔北调集》，542页。
〔3〕《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二心集》，302页。
〔4〕《27072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11卷《书信》，562页。
〔5〕《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3卷《华盖集》，61页。
〔6〕《灯下漫笔·二》，《鲁迅全集》1卷《坟》，215页。
〔7〕《随感录·五十九“圣武”》，《鲁迅全集》1卷《热风》，355页。
〔8〕《学界的三魂》，《鲁迅全集》3卷《华盖集续编》，207页。
〔9〕《阿Q正传》，《鲁迅全集》1卷《呐喊》，515页。
〔10〕《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4卷《二心集》，301页。
〔11〕《失掉的好地狱》，《鲁迅全集》2卷《野草》，199—201页。
〔12〕《〈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3卷《华盖集续编》，3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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