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60719·致沈西苓》，《鲁迅全集》13卷《书信》，397页。
〔14〕增田涉：《鲁迅的印象》，收《鲁迅回忆录》“专著”下册，1381—1382页。
〔15〕《漫与》，《鲁迅全集》4卷《南腔北调集》，588页。后来鲁迅在《“题未定”草(五)》中，再次提醒人们：“如果有谁看过非洲的黑奴工头，傲然的拿鞭子乱抽着做苦工的黑奴的电影的”，便不难“分清了奴隶和奴才”。文收《鲁迅全集》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390—391页。
〔16〕《言论自由的界限》，《鲁迅全集》5卷《伪自由书》，115页。
本讲阅读篇目
《论照相之类》(收《坟》)
《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坟》)
《说胡须》(收《坟》)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收《坟》)
《看镜有感》(收《坟》)
《春末闲谈》(收《坟》)
《杂忆》(收《坟》)
《论“他妈的!”》(收《坟》)
《从胡须说到牙齿》(收《坟》)
《随感录·六十五暴君的臣民》(收《热风》)
《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收《热风》)
《阿Q正传》(收《呐喊》)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收《野草》)
《失掉的好地狱》(收《野草》)
《忽然想到(七)》(收《华盖集》)
《学界的三魂》(收《华盖集续编》)
《谚语》(收《南腔北调集》)
《漫与》(收《南腔北调集》)
《言论自由的界限》(收《伪自由书》)
《隔膜》(收《且介亭杂文》)
《“题未定”草(五)》(收《且介亭杂文二集》)第十三讲“真的知识阶级”的历史选择第十三讲“真的知识阶级”的历史选择
——读《关于知识阶级》及其他[KH3*9/9〗一
1927年10月25日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做了一次重要的演讲，题目是《关于知识阶级》。——顺便说一点，演讲稿也是鲁迅著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有《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坟》)，《革命时代的文学》、《读书杂谈》、《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无声的中国》(《三闲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上海文艺之一瞥》(《二心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老调子已经唱完》、《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今春的两种感想》(《集外集拾遗》)等。〔1〕读这些演讲稿，可以想见(至少是可以部分地想见)鲁迅当年的风采，是很有意思的。
但鲁迅自己却在这篇《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里，一开头即声明：“我没有什么学问和思想，可以贡献给诸君”，“我不会讲演，也想不出什么可讲的，讲演近于做八股，是极难的，要有讲演的天才才好，在我是不会的”。鲁迅在好多场合都说过类似的话，在《南腔北调集·题记》里，他还这样自嘲说：“据说，我极喜欢演说，但讲话的时候是口吃的，至于用语，则是南腔北调。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绵软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2〕这里所说的“不入调，不入流”，所表现的是一种边缘心态，因此，公开演讲者所扮演的公众人物角色，是他所不习惯，甚至是要竭力逃避的。他在一篇演讲里，就说听众的鼓掌“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3〕也是表现了对在公众的鼓掌中失去了自我的恐惧。而更为内在的是他的自我怀疑，就是这篇《关于知识阶级》里所说，“我想对知识阶级发表一点个人的意见，只是我并不是站在引导者的地位，要诸君都相信我的话，我自己走路都走不清楚，如何能引导诸君?”这也是鲁迅一再申说的，在《写在〈坟〉后面》里，鲁迅就说过：“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在寻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实偏偏毒死了偏爱我的果实的人。”鲁迅还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我毫无顾忌地说话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罢。”〔4〕——演讲就更是如此。鲁迅总是将自己思考的过程，自己的困惑，向听众袒露;同时强调仅是个人的意见，是可以而且应该质疑的：他要求听众与自己一起来思考与探索。在这个意义上，听鲁迅演讲是不轻松的：他逼你紧张地思索与不断地诘难演讲者和你自己。
何况鲁迅这一回讨论的是一个如此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关于知识阶级。
而鲁迅首先谈及的，却是视知识为“罪恶”，要“打倒”以至“杀”知识阶级的思潮。——鲁迅可以说一生都对这样的社会思潮保持高度的警惕：“五四”以后，他即写文对“智识即罪恶”的反智主义的哲学高调予以辛辣的嘲讽;〔5〕20世纪30年代，当有人别有用心地高喊“知识过剩”，鲁迅立即著文尖锐地揭露：“智识太多了，不是心活，就是心软。心活就会胡思乱想，心软就不肯下辣手。结果，不是自己不镇静，就是妨碍别人的镇静。于是灾祸就来了。所以智识非铲除不可。”〔6〕在具有愚民传统的中国，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社会思潮是很容易泛滥的，鲁迅的警惕正是反映了他对中国国情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尤其是当他要对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性的审视的时候，就更有必要首先与这样的思潮划清界限，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揭示，绝不能导致对知识与知识分子本身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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