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在12岁时,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因病猝逝,他遂跟随其母迁回老家唐河,并继续延聘教师授学.在这期间,他开始阅读诸如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等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书籍.两年后,遵其母嘱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后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1912年冬,冯友兰再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中国公学的大学预科班.
当时的上海公学,所有课程都采用英文原著作教材,其中有位教师还将一本耶芳斯的《逻辑学纲要》当作英文读本.正因为此,冯友兰反而对形式逻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而引起了对哲学的兴趣.
1915年9月,冯友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接受较为系统的哲学训练.当时的北大,正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如火如茶的新文化运动,使冯友兰眼界大开,并且深受影响.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适逢胡适和梁漱溟二人先后来到北大任教.
一个是留美的哲学博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健将,并专以杜威实用主义哲学为旗帜,大肆鼓吹全盘西化论;一个是一踏进北大即宣称"我此来除替释迦牟尼、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的东方文化派砥柱,专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二位先生年轻气盛,才姿英发,各据讲坛,展开了一场东西方文化的大辩论,冯友兰幸逢其会,受益匪浅,对其以后研究中西哲学,尤其是思考中西文化之关系启迪甚深.
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开封,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执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并同几位好友创办一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三松堂自序》).《心声》成为当时河南省宣传新文化运动之独一无二的刊物.
五·四运动时期是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冲突、交战最激烈的时期之一.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迅速传入中国,并经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大力宣传、介绍而广为传播;而杜威、罗素等人的访华讲学,再加上胡适、丁文江等人的大力鼓吹,又使实用主义、马赫主义、新实在论的影响扩大,成为一时显学.与此同时,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想亦纷纷涌入.面对如潮水般涌入的西方思想,一些封建守旧派亦树起复古的旗帜,固守本上文化,拒斥外来思想.
一时之间,风云际会,蔚为壮观,各种思想、流派之间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冲突,中西文化进行了一场全面的较量.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的出路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以空前尖锐的形式被提出来,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大家都在探索中寻求答案.
生当此时的冯友兰,对此类问题也进行了认真的思考与探索.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我从一九一五年到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当学生以后,一直到现在,六十多年间,写了几部书和不少的文章、所讨论的问题,笼统一点说,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我生在一个文化的矛盾和斗争的时期,怎样理解这个矛盾,怎样处理这个斗争,以及我在这个斗争中何以自处,这一类的问题,是我所正面解决和回答的问题."《《三松堂学术文集》自序)纵观冯友兰一生的哲学史研究及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莫不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这一中心来展开的.
正是带着对这一问题寻找答案的想法,冯友兰于1919年赴美留学,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师事新实在论者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由于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比较感兴趣,并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同时,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注重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在美求学期间,冯友兰还有幸拜会了莅美访问、讲学的印度大学者泰戈尔,共同探讨了东西文化的若干问题,并将谈话记录整理成《与印度泰戈尔谈话》(东西文明之比较)一文,发表在国内《新潮》三卷二期上,同时,他对国内学术界亦颇为关注.1921年,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认为中西文化之争绝非古今之争,而是作为文化产生之根源的"意欲"的根本不同之故,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展开了对东西文化的全方位比较研究.冯友兰当时对此书观点颇多契合,并立即用英文写成《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向美国学术界介绍梁的著作和思想.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的指导下,一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又名《天人损益论》),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此文中,冯友兰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损道;第二类是益道;第三类是中道.这三派哲学的分歧导源于对"天然"与"人为"的不同看法.他认为,人类所经验之事物、无非两类:一是"天然",一是"人为"."自生自灭,无待于人,是天然的事物.人为的事物,其存在必倚于人,与天然的恰相反对",有的哲学家有见于天然之美好,而力反人为境界,是为损道派,如中国古代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之老庄即是典型;有的哲学家有见于人为境界之美好,而提倡改造天然境界,是为益道派,如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和"人力胜天行"之中国墨家学派即属于此类;而有的哲学家则持调和折中的态度,主张兼收天然和人为的益处,是为中道派,此派当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对此三派,冯主张采取宽容的态度,让其各行其道,并行不悖,但对儒家思想的偏爱,又使他明显地偏向于中道派的儒家哲学.冯友兰这种中西哲学之比较观,与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虽说法有异,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这不能不说是受了梁氏文化理论的影响.所不同的是,梁以印度文化作为人类的最后归宿,冯则以儒家文化为归趋,并随着研究的深入,冯友兰最终还是超越了这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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