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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大儒_舒大刚/杨世文【完结】(296)

  它是一种不以事物为认识对象、无须借助概念的纯思,是内心的自我体验,而所谓"境界",就是指人对于"真际"的体认程度以及由此形成的主观精神状态.冯氏根据人之"觉解"程序的不同,而把人生之境界由低而高分为四种类型:一是自然境界.这是最低层次的一种境界."在此境界中的人,其行为是顺才或顺习底.……顺才而行,‘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亦或顺习而行,‘照例行事’"(《新原人》).这里的"才"指人生理上的自然之"性","习"指社会的习俗、习惯.处于自然境界中的人,对于他的行为及行为的性质和意义都没有明白的了解(但并非全无了解);二是功利境界.这是较高一层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为利底’.或者说,嘟是为我的’,都是‘自私底’"(同上).生活于此境界中的人,他已明显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所为皆为他自己,但结果未必是损害他人;三是道德境界.这是更高一层次的境界."在此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行义底’,……在此境界中的人,对于人之性已有觉解.他了解人之性是涵蕴有社会底"(同上).因此,处此境界中的人,他之所作所为是处处为"社会"着想,置"社会"利益于个人之上,其行为时则表现为"尽人之伦"和"尽人之职"的道德行为,这样的人是人中之"贤人";四是天地境界,这是最后也是最高的境界."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同上).处此境界中之人,已完全地觉解到宇宙的存在并自认为宇宙之一员,自认是"天民",因而他的行为皆符合宇宙"大全"之利益.他与宇宙"大全"相融无间,因而能超成败、超顺道、超生死,最终达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圣人境界.

  在冯氏以上的境界说中,处于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中的人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般大众,这两个境界是人不求而自达的;而生活在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中的人分别就是贤人和圣人.圣贤是人所应当努力成为的人,而这两种境界也正是作为人应该不懈追求而努力达到的境界.因此,对于人生的努力来说,只有后两种境界才有意义和价值.冯氏认为,人的努力与追求无需外在的行动,只需不断加深自我"觉解"的程度,直至达到最高程度的"党解",实现"成圣"的终极目的.而帮助人提高"觉解"的程度,正是冯氏建构哲学形上学的最高目的和意义.由此看来,冯氏的"新理学"虽从最不着实际、抛开任何现实具体内容的形式的、逻辑的观念开始,但最终的目的却仍然落在"使人成为圣人"这一非常具体、实际的结论上,这便是"新理学"的旨趣之所在.

  冯友兰是继梁漱溟、熊十力之后"新儒家"学派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他的"新理学"是中国三四十年代有相当影响的哲学思想体系."新理学"的建立,标志着新儒家哲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成熟的阶段,新理学不袭今,不仿古,而是力求在继承和发展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博采众家、自成体系.

  从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独树一帜.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新理学突破了梁漱溟等早期新儒家学者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的偏狭观念,而以一开放的心态和宽容的精神,寻求中西文化之共同点,并以此为基础,取长补短,互相融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其次,冯氏鉴于中国传统哲学中重总体概括、轻逻辑论证,重直觉体悟、轻理性思维的缺陷,试图引进现代西方哲学界较为流行的"逻辑分析"方法,以改造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从而开辟了一条研究哲学的新路,这对促进中国逻辑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杨全昌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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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心学家 贺麟

  (1902—1992)

  一、游学欧美 遍访名流

  学术救国 潜心译述

  贺麟,字自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学史家和翻译家.1902年9月20日出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育事务.8岁时,贺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虽然所学仍不外《四书》、《五经》,且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1917年,贺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19年,他又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等教育.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

  他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尽量多地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自己的知识视野.1920年春,著名学者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闻讯即前往听讲.梁曾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绝佳,极善演讲著称,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国学功底深厚.

  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贺麟,使他为之倾倒,并从此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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