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在他23岁时,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6年始升任讲师.这一时期的唐君毅,年轻气盛,雄姿英发,心志齐天,常自觉于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于心,洞见无余,足可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情也真,其气也狂!他还在玄武湖畔的无数次缓步默想中,心仪天地.神通万古,终于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极者,则为圣为佛".慨然有希圣之志!
此后数年,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佛学,为中华文化之返本开新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1939年,在他31岁时,始著《人生之体验》
一书.书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陈人生理趣,以透显对人生光明一面之柔情,并以梁启超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之意为理想人格之归宿.不久,他又写成《道德之实践》(后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提出道德的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庆结识牟宗三,因谈说甚为相契,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并被全系教师椎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同时,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立》.在后一部书里,他从道德生活之本质\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体等三方面立论,明确提出了超越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的中心思想.书中所论,皆是他顺着自己向内向上之性情,以开启人生之智慧,完善道德自我,确立人生方向.其言纯恳真挚,情理交融,充分体现出作者那种超拔向上之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之道德心灵.从这两部书中,透显出作者那种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内容和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超拔不俗的内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内中所显示的,不止是理想主义的情调,更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牟宗三读此二书时,曾赞叹之为"精诚侧但,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牟著《认识心之批判》序)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唐君毅的思想已趋于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学无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愤然离去,转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4月,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联袂南下赴教职.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8月离粤赴港,并发表《至圣先师孔子二千五百年纪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称孔子之精神不止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虔敬,还有继承过去文化,重建当时文化,开启后世文化的宏大气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担感.同年10月,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显然,新亚书院无论在教育宗旨还是在方法上,都力图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院教育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训练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绝的精神.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亚书院是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创院之初,他即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外,还多方延请文化学术界之名宿担任,前后四五年,达139次之多,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作为新亚的创始人,唐君毅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宏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并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他在1952年发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的中心主旨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精神理想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宏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宏扬中国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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