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难、紧张的办学同时,唐君毅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机会.他曾多次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此后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并受聘在夏威夷大学专讲"新儒学"数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韩汉城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1967年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明代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69年,被聘为东西哲学家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协助筹办并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70年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会议"等等.所有这些东奔西走,劳攘奔波,皆源于其心中蕴藏的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亟欲将之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脉,沿"返本开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他认为,先前诸师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钱穆、牟宗三等人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论著皆大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自觉.但遗憾的是,几乎都没有或甚少从分析中国哲学的智慧入手来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鉴于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学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须以直觉了悟之内在意蕴一一加以疏解,以凸显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彰扬中国文化之独特精神,并阐述中国文化精神对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摄取之理由,以展开中国未来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他基于"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这样一种信念,力图从观念上疏导、融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所感受之中西文化的矛盾冲突,并围绕着他极为着重的为学为人之中心信念:"人当是人,中国人当是中国人,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亦当是现代世界中的中国人",而展开了人生理想、人格范型与人文精神之广泛讨论.
1957年,他应美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考察,其间与居美的另一位新儒学重要人物张君劢多次晤谈,都觉得欧美学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式及其观点多有偏狭与不当之处.遂拟联名发表一文化宣言以对治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种种偏见.大意既定,即由张君劢致函当时在台湾的牟宗三、徐复观二位先生,征得同意,并先由唐君毅起草初稿,再寄给其他人过目.徐复观在后来谈到《宣言》的形成过程时说:"这篇宣言是由唐先生起稿,寄给张、牟两先生,他们两人并没有表示其他意见就签署了.寄给我时,我作了两点修正:(1)关于政治方面,我认为要将中国文化精神中可以与民主政治相通的疏导出来,推动中国的民主政治.这一点唐先生讲得不够,所以我就改了一部分;(2)由于唐先生宗教意识很浓厚,所以在《宣言》
中也就强调了中国文化的宗教意义.我则认为中国文化原亦有宗教性,也不反宗教;然从春秋时代起就逐渐从宗教中脱出,在人的生命中实现,不必回头走.便把唐先生这部分也改了.改了以后寄还给唐先生.唐先生接纳了我的第一项意见,第二项则未接受."(《徐复观传记资料》〈一〉).
经过反复磋商,达成基本共识后,遂于1958年元旦在香港的《民主评论》和台湾的《再生》杂志上同时发表由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四人联合署名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此《宣言》被港台学术界称为"研究当代新儒家性格及其基本方向的最重要文献."
《宣言》洋洋洒洒四万余言,非常广泛地论及了中国文化的注释方法、精神生命、超越意义及未来发展途径等多方面的问题.《宣言》首先强调了中国文化问题自有其世界意义和重要性,批判了近代以来西方学人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古埃及、古波斯等已死的博物馆文明而用考证古董、解剖死尸的心态和方法对待它.《宣言》
饱含感情地指出:研究中国文化,首先必须肯定其活的生命之存在,肯定"这中间有血、有汗、有泪、有笑、有一贯的理想与精神在贯注."必须对历史文化传统怀着"同情"与"敬意"去研究它,了解它,而"敬意向前伸展增加一分,智慧之运用亦随之增加一分,了解亦随之增加一分"(见《宣言》第三节).其次,《宣言》
还着力强调了中国文化中之超越的意蕴,认为它体现了伦理道德、超越情感和宗教精神的和谐统一.再次,《宣言》亦承认中国文化需要吸收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但这种吸收绝不是外在的强行添加,而必须建立在中国文化理想本身之发展方向的基础上.
《宣言》的发表,既体现了唐君毅等人对中国文化的基本主张和共同立场,同时也标志着他们由是成为了国际哲学家公认的新儒者,60年代以后,港台新儒学得以较大发展,并且影响日增,今天仍有方兴未艾之势,这与《宣言》的发表即唐、牟诸君的积极倡导不无关系.
1958年,唐君毅又出版了《文化意识与道德理性》一书,共上下两卷.他明确指出,写作此书的目的在于为中西文化理想的融通建立一理论基础,提出一套文化哲学体系,说明人类一切文化活动都属于一种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之表现.为此,他一方面试图通过推扩所谓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涵义,以说明人文世界之成立;另一方面又力求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之主宰之下,从而达到道德自我、精神自我与各种文化活动之融会贯通.唐君毅称他的这种努力乃是"为中西文化理想之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而为未来之中西文化精神之实际的融合,作一铺路之工作."同年,他又出版了《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此书又名《科学、民主建国与道德、宗教》.是继《人文精神之重建》而作.后者重在泛论人类人文精神之重建,说明一般社会性及世界性之文化理想.而前者则着力于中国人文精神今后之发展,内容紧扣中国之建国问题而言,他从中西方人文精神之发展历程及科学、民主与中国文化之内在关系等方面,论证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中国的人文精神的冲突是完全可以化解而终将归于一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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