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也是。”小护士点点头：“我看你在病床上还要谈工作，也太辛苦了。有的小青年也不识相，人家病在床上，还要一趟一趟来谈什么剧本，真是寻开心!”
“不，不，”于伶微笑摇摇头：“人家也是诚心诚意的。你要知道，写个剧本也不容易。我反正不是什么要死要活的病，不碍事的。看着剧本，谈谈话，也是一种休息。”
话虽如此说，他的心头却不能不感到苦涩，分明人们都已风闻于伶同潘汉年案件有牵连，甚至可能还得到通知，暂时不能来往了。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一些彼此相知的老朋友。
一天下午，叶以群同志来看望他。
叶以群同样由于潘汉年案件而遭到靠边审查。他满怀忿感，面容惨淡。他想安慰于伶，又觉得此时此地，也不必说什么;彼此的心情，两人都知道，彼此的疑问和惶惑，也是相同的，谁都解答不了。
于伶斜靠在床上，以群坐在床边小沙发上，都不开口，默然枯坐，戚然对视，一切尽在不言中。坐了近两个小时，护士推小车送晚饭来。以群看看手表，站起身，朝于伶望了一眼，轻轻点点头，不辞而别。
望着以群消失的背影，于伶好容易才忍住涌溢出来的泪水。
六
盛夏时节，于伶在病床上读到7月18日报上刊登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这样一段话：
“潘汉年、胡风两代表因为已经发现他们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务委员会在第九次会议上和在第十六次会议上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张鼎丞检察长的请求，依照宪法第37条的规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
这是第一次向全国人民公布潘汉年和胡风已被“逮捕审判”的消息。
7月27日，公安部长在人代会上发言，题目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
《：文》于伶仔细地读了这个发言全文。读来读去，关于潘汉年的罪状只有这么一句：
《：人》“上海市前副市长潘汉年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
《：书》放下报纸，他感到一阵茫然。
《：屋》“长期间同敌人的特务机关相勾结”，多长时间?哪些特务机关?如何勾结?
一阵强烈的怀念紧紧攫住他战傈的心。他忽然想起：潘汉年那天到医院来看他时，忘了把药带回去，后来托吴强转送，也不知转到了没有?
七
秋天，于伶出院回家。
妻子柏李告诉他，市委已经来了通知，要于伶好好在家休息，养病，不用再去文化局上班。局里的工作，已经派了别人在负责。
过了两天，上影厂厂长室的秘书送来两大包信件什物，说厂里出了布告，由电影局任命了代理厂长。她又说，前不久，市委宣传部部长张春桥在一个会上宣布，叶以群也不再担任上影厂的副厂长，他被免职了。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小雪。有天下午，于伶走出家门，沿华山路去静安寺买药，路上忽然遇到叶以群。他们的住处相距并不远。却已有好些日子没有来往了。
靠在路边梧桐树下，低声交谈了一会。雪花轻轻飘落在他们的头发和脸颊上，带来几分清凉。
“你的问题怎么样了?”于伶关切地问。
“前几天市委组织部通知我，说我写的跟‘小开’有关的材料，算是清楚了。”以群低声回答。
“可以了?”于伶露出一些宽慰的微笑。
“说是可以了。”
“那就该安排你的工作了。”于伶拍拍比他略矮一头的老友的肩膀，有点高兴，“大约不会回电影厂了吧?”
“谁知道呢?”以群平静地苦笑一声：“等着吧。也可能安排到作协去。”
“作协也好。”于伶安慰他：“那边熟人多些，还有巴公在。”
以群嘴角挂着一丝笑意，未置可否。于伶只觉得那笑比哭还苦涩，不由得一阵心酸。
以群被分配到作协以后，编了几年刊物，搞了几年理论批评，担任书记处书记和理论研究所所长，还曾被选为副主席，但是始终未能摆脱艰危的处境。一到十年风暴，他立即被作为“周扬文艺黑线代理人、潘汉年同伙”揪了出来。1966年8月2日黎明前，他正在阳台上，看到作协一名“造反派”好汉正坐着公安局的汽车停在枕流公寓门前，准备上楼来捉他。他就毅然决然从六层楼一跃而下，用自己为革命奋斗几十年的生命对眼前这个被扭曲的时代作无声的控诉。
就在以群跳楼的三个星期之后，于伶也被捕，开始了9年的铁窗生涯。
八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期间，有一次在北京西苑旅社食堂外面通道上，忽然有人从后边赶上于伶，对他耳语说：
“知道吗?‘小开’和阿董，都已经去世了。”
于伶愕然，回头盯住对方：
“在哪儿?”
“湖南一个劳改农场。他们一直关在那儿。”
“消息可靠吗?”
“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死的?”于伶紧追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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