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方摇摇头，沉默地跟他走了几步，然后说：“好象就是前两年。”
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是打电话给夏衍。
夏衍证实了噩耗，并且告诉他具体日期：1977年4月。地点是湖南省第三劳动改造管教队洣江茶场。
电话里沉默了一会，只有轻微的叹息声。
“夏公，你说‘小开’这案子会平反吗?”
“肯定要平反。”电话机里传来夏衍坚定的声音：“三中全会开过了。平反只是时间问题。”
1982年秋天，他又一次住进华东医院的时候，传来了一个使人振奋欢快的好消息：党中央正式为潘汉年平反。
27载沉冤终于得到昭雪了!
“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捧读党中央的文件，于伶禁不住一次次热泪奔泻。
唯物主义者不相信鬼神，不相信人死后还会有知觉，但今天，他倒宁愿相信汉年在九泉有知，能听到党在纠正错误以后终于为自己忠诚坚贞的儿子作出的公正评价。
正邪自古同冰炭，忠佞于今辨伪真。一切对善良无辜的人强加的诬蔑诽谤的罪名终究要推翻，一切对忠贞正直的人制造的冤狱错案终究要昭雪。
他在病榻上挥泪写了十四首绝句，悼念亡友。
九
半年以后，1983年4月，于伶接到上海市委的通知，同刘人寿等几人一起去执行党中央交办的一项任务：到湖南迎回潘汉年、董慧夫妇的骨灰盒，送到北京，在八宝山烈士公墓安葬。
真是使人心酸的历史巧合，他们到达长沙那一天，是4月14日，正是7年前潘汉年在长沙去世的日子。
湖南的同志安排他们休息、参观，去湘潭韶山冲和宁乡花明楼，于伶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有许多感慨。他的心早飞向湘东山区洣江茶场了。
于伶坐在汽车上，泪水涟涟。汉年——亲爱的好战友，我们来接你了!他仿佛看到潘汉年夫妇正从那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一步步向他迎面走来。“小开”仍然那样潇洒秀逸，睿兽的目光似看透了人世的一切忠奸正邪，一切虚伪、阴谋和险诈。阿董依旧那样爽朗热情，朴实大方，发出南国女性真情的笑声。
茶场职工默默地将潘汉年夫妇仅有的一点遗物交给他们：一堆书籍，几件破旧衣服，一些零碎生活用品。
潘汉年临终前交待过：他的西服和董慧的旗泡，捐赠给话剧团当演出服装;董慧坐的轮椅，送给需要的残疾人;他的一支笔，给照顾他俩晚年生活的茶场职工家属黄菊珍，他们不可能送钱给那位心地善良的妇女，他们身边也没有钱，只能以这支用了多年的笔留给她做纪念了。
茶场职工再没有提供有关潘汉年夫妇逝世时的细节。他们是在长沙先后去世的。只有一位老职工记得，潘汉年病重送长沙抢救，几天后董慧得到通知也赶去了。临行前，她对邻居说过一句话：“老潘将来会复活的。”
阿董，你说得对，老潘终于在人们心里复活了!
他们回到长沙，在郊外面对湘江的一块荒坡上，找到潘汉年的埋骨处。一块粗糙的木板标志上写着：
77—652萧叔安之墓
1977年4月14日病故
妻董慧立
这就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功勋卓著的革命家潘汉年的长眠地。
十
3个月后，于伶在《新观察》上读到一篇《潘汉年狱中遗诗》的文章，署名阳江。作者回忆了他在洣江茶场结识潘汉年的经过和他们之间的交往，叙述了潘的最后时刻。于伶噙着热泪，一遍一遍地读文章的有关段落，仿佛见到了故人的最后姿影。
“我第一次在湘赣边九龙山区西麓的茶场里看到潘汉年同志，是1976年春节的前一天。场部要举办全场各队犯人的文艺会演，我们几个人在大礼堂布置舞台。休息时，我看到一位消瘦的老人，身穿破旧的藏青毛料衣服，手提蔑织圆篮，拄着手杖，从礼堂前面的小马路走向场部商店。商店里人很多。他站在柜台边的人群后面，让其他顾客一个一个挤到前面买东西，自己在后面等着。子弟学校的一位女教师看到他，让他上前去买了味精、酱油、白糖、花生之类的东西。老人含笑点头致谢。走出店门，他又向一个农村妇女买了一些鸡蛋，蹒跚着走回场部职工宿舍区。这时后边有几个儿童追上来，使劲地喊：‘潘汉年，你买鸡蛋还没有找钱哩!’
我心头骤然一紧，定睛打量，原来他就是潘汉年。
只见他回转身来，彬彬有礼地接过找回的钱，低声道了谢。随后，他的背影便消失在拐角的苦楝子树后面了。
一天傍晚，场部前坪放映电影《大浪淘沙》。我看见潘老推着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妇(董慧同志)乘坐的轮椅，停在场部食堂的避风处。当影片中的故事演到北伐高潮来临时，主人公每一次斗争的胜利都使这两位老人高兴，董大姐还报以嘻嘻的笑声。当‘四一二’事变后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场面出现时，只见潘老仰望垦空，发出一声长叹。电影终场，潘老在人流的后面推着轮椅，沿着食堂至干部宿舍的林荫道，走到尽头的一栋两开间的小平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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