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潘汉年还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宋庆龄的引荐，同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等进行了广泛接触。
此外，潘汉年还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通过各种渠道，全面掌握了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奉命同国民党当局就释放政治犯问题进行交涉。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使许多长期被关押而幸存下来的党员干部获释，重新走上了革命工作岗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潘汉年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同国民党上海地方当局公开打交道，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迫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负责人潘公展同意建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及上海各界救亡协会，并创办了协会的机关报《救亡日报》，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
在此期间，潘汉年站在抗日救亡宣传的第一线，写了许多政论文章，着重宣传共产党发动民众实行全面抗战的方针，批判国民党压制民众运动的片面抗战路线;阐明共产党坚决抗战的路线，批判国民党妥协投降政策;宣传共产党的对外方针，批评国民党片面亲英美和依赖国际调停的外交政策;广泛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努力争取上海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八一三”抗战期间，应国民党将领陈诚、张发奎和罗卓英的要求，在潘汉年等人的组织领导下，把由革命青年组成的三个战地服务团派进国民党的一些军队，担任宣传、组织和救护工作。以后，他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同志到国民党的其他军队中去开展工作，扩大了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影响。
1937年11月12日，即上海沦陷前夕，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潘汉年和刘晓，对上海沦陷后党的工作作了布置。12月25日，潘汉年在安排布置完上海的工作之后，与夏衍一起，乘船撤离上海去香港。
六
从上海到香港后，在长达七年时间里，潘汉年在香港、广州、武汉、延安、上海和安徽等地，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和沦陷区秘密工作。
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当时，党中央派廖承志、潘汉年作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的代表，并负责南方各省的工作。在廖承志、潘汉年的领导下，继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共同努力，团结大批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的抗战，把他们捐献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救护车、医疗器械、药品和其他物资，通过武汉、重庆及时转运到各抗日根据地;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大力支援坚持在敌后艰苦抗战的琼崖游击队、东江游击队;他们在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和上层爱国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还结交了许多国际友人，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成绩，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援。他们利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形成的有利形势，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使香港成为党的对国内外宣传和联络的一个重要基地。
在香港期间，廖承志、潘汉年还经常一起去广州从事党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成立初，廖承志和潘汉年曾在广州会见各抗日青年团体、进步文化界和各救亡团体的负责人，热情坦诚地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阐述党的方针政策、中国革命的战略任务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救亡日报》从上海迁到广州出版后，受到廖承志和潘汉年的关心。他们每次从香港到广州，都要到救亡日报社去，给报社的同志谈抗战形势和党的政策，了解报社的工作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潘汉年到香港后不久，曾到武汉中共长江局工作过两个月。1938年1月7日，他从广州起程去武汉。行前，会见了广州《救亡日报》记者，阐述了对政治形势的看法，并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1月9日，潘汉年曾出席正在筹办中的《新华日报》在汉口江春餐馆举行的招待会。1月2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陈立夫、张冲、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被推举为分会理事，潘汉年也是其中之一。
约在1938年3月间，潘汉年返回香港。8月间，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从香港赴延安，出席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扩大)全会。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潘汉年留在延安参加中央社会部的领导工作，并参加过延安新闻界文化界的统一战线活动。1938年11月10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潘汉年出席大会并讲话，要求青年记者们认真宣传抗日将士英勇战斗的事迹，“系统地、具体地把它的事实内容，用生动的笔调”描写出来。1939年2月5日。《新中华报》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之一，邀请延安新闻界学术界同志参加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80余人，潘汉年也出席会议并发了言。2月10日，中华戏剧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潘汉年出席并当选为分会理事长。3月22日，潘汉年主持中央敌区工作委员会举行的纪念“三一八”大会，慰劳全体保卫工作人员，毛泽东同志在会上讲话。
1939年4月，潘汉年奉党中央命令离开延安，4月底途经重庆返回香港。在香港，他经常和廖承志在一起，交流彼此听到的消息，分析研究国际国内形势，然后由潘汉年写成电报稿交张唯一译发，向党中央汇报。9月，他又从香港到上海，对上海的隐蔽斗争作了部署。同行的有刘人寿。1940年秋，他领导建成了同延安通报联系的秘密电台。在此期间，他曾为党搜集了许多重要战略情报。例如，1941年6月，潘汉年曾向党中央提供过苏德战争一触即发的情报。以后，又向党中央报告了日军准备南进等重要情报。当时，潘汉年还在上海先后设立了“集成皮毛公司”和“裕通运输公司”等商行，作为联络同志的见面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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