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中，他的头脑也越来越发热。在安徽，他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来安徽，主要看形势，不是要大跃进吗?究竟怎么个跃法?怎么进法?干劲究竟有多大?干劲表现在什么地方?一看就得出一个概念：劲头很大，各种作物生长都很好，我就看到了大跃进的形势。亳县的谷子长得很整齐，可以来个亩产千斤。临泉的棉花可以来个亩产250斤皮棉。桐城的水稻搞得不错，你和大家比赛，不要压淮北，要压湖北，压湖南的醴陵，压广东的汕头。汕头、醴陵和湖北的几个县，是搞亩产1500斤的，你们来个全县平均2000斤，盖过他。这不是自满，这是打擂台……第一个‘卫星’放出去，第二个就出来了。现在河南正同湖北争，第一个卫星叫2000斤，第二个叫3000斤，第三个叫4000斤。大概过几天还能出现5000斤。我看麦子5000斤的卫星可能出在你们安徽的阜阳。会不会出现万斤亩?我看有可能。”
谭老板讲这些话的时候，是极其真诚的。下面的三级干部听这些话的时候，也是真诚的。
谭老板虽然有些异想天开，但他毕竟是接触到一些实际的。因而即使他的讲话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有一些空想的成分，也还不像小知识分子的那种不切实际。山西省洪洞县给中央的报告中称：“……使小麦和谷子嫁接，让每个麦穗有8寸到1尺长，每穗结籽500粒，如果每亩是250万株，还可以产到89000斤，如果把小麦改良成一株多穗，或麦粒像石榴籽那样大，产量就无法计量……”对此，谭老板是将信将疑的，曾专门找有关科学家问过。得到的回答是模棱两可的。
他的头脑发热，也还是有些现实的。如果借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句话，倒还比较合适。请看他在陕西西安干部大会上的讲话：
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就是我刚讲的：第一，吃要吃得很好，不是光吃饱。每顿都有荤，或者吃鸡肉，或者吃猪肉，或者吃鱼，或者吃鸡蛋……当然，有些珍贵的食品，猴头、燕窝、银耳，能作为“各取所需”?还不能够……
第二是穿。也应有尽有。各种花色，各种式样都有，不是乌鸦一片黑，也不是一片蓝。将来普通的布是用来做工作服。工作之外，其余时间都是绫罗绸缎，都是毛料呢绒……要发展养狐业，人民公社都饲养狐狸……才有狐皮大衣……也要养水獭、老虎，不养老虎，就没有虎皮。喂猪还要给老虎吃。喂鸡还要给狐狸吃……
第三是住。要跟现代化城市比，什么是现代化?就是人民公社。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冷气，都是高楼大厦，什么电灯电话，自来水都不在话下。收音机、电视机也不在话下……
第四是交通。除了赛跑，凡是要走路的都有工具……飞机也是四通八达，每个县都有飞机场……飞机太多了，在天空中要打架，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是不是说不能?那不，每个人都有一架飞机的时候，也不是太远……
第五，每个人都要受高等教育，要普及教育。共产主义大体就是这几条，吃穿住行加文化娱乐、科学院、体育，这些总起来就是共产主义!
这段被许多人引用过的讲话，除了“天空中还要派交通警察”一段外，应该说还是比较实际的。
只是目前的情景，不是靠“一大二公”实现的，反而是靠当时挨批判的“生产承包责任制”来实现的。
面对这一切，他老人家怎能不感慨万端?
面对这一切，他怎么能够安然入眠?
谭老板闭目躺在床上，几十年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不时涌上心头。
他觉得，自己是个尊重事实并勇于承认错误、敢于承担责任的人。这一点，党内的同志，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都有过评价。在“大跃进”的问题上，自己是有责任的，那么，认识到“大跃进”的失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本来，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人们已看到了“浮夸风”、“共产风”的危害，包括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那段日子里，谭老板回了一趟老家。
尽管谭老板当了“大官”，家乡人同他说话还是随便一些，他了解的真实情况也就多了一些，因而认识到存在的问题也就更明确。在南方九省市农业会议上，他开始放“炮”了。
他说：“1958年的毛病，第一是刮‘共产风’。把桌椅板凳、簪子、耳环、银元、房屋、牲畜直到鸡鸭都共产了。这股风是武汉会议刹的车。第二是大兵团作战。大兵团作战否定了按劳分配，否定了评工记分，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把劳动效率降低了。第三是浮夸风。
浮夸风是从1958年7月开始的，发展的最高峰是大炼钢铁。那时吹‘一天产300万吨钢’，这是不可想像的事。第四是放‘卫星’。你一个，我一个，毛病就出来了。第五是‘一平二调三收款’和以公社为单位的统一分配。这是挫伤群众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月的郑州会议刹住了这个车。第六是‘拔白旗’。去年‘拔白旗’起了不少坏作用。现在看来，无例外地(当然不是说一个也没有)，全国的红旗县没有不出问题的。绝大多数的红旗县粮食最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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