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年的春天，谭老板敢讲这样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但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文过饰非，勇于自我批评。
他说：这些问题，教训是深刻的，我应该负责。因为中央书记处分工我管农业，我没管好。虽然大跃进了，可是过了五关斩了六将，最后走了一个麦城。
这些话，是当着许许多多干部的面讲的。所以，有的同志说：这些话，只有他谭老板敢讲，也只有他才能讲得出来。
谭老板带着许许多多的材料，到庐山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会议的主题是纠正已经认识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错误。但因彭德怀等同志对“左”倾问题的批评，引发了所谓的反“右倾”。致使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的时机错过了。
庐山的云雾，并没能使我们的同志清醒过来，倒是后来的所谓“天灾人祸”，使不少共产党人逐步清醒了——尽管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调整有各种各样的解释(有的认为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有的认为是苏联撕毁协议，还有的认为是“大跃进”破坏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但毕竟是开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了。
1961年年初，毛泽东开始重新提倡调查研究。他明明白白地说：今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大兴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发现的材料表明，毛泽东的注意力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农村工作上的。要不，他怎么能亲自派出3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湖南和广东农村去调查呢!
毛泽东往农村跑，别的中央领导同志也往农村跑。刘少奇带工作组在湖南农村跑了44天，住在潮湿的土屋里听乡亲们讲心里话。周恩来则到了河北省的邯郸地区，就食堂问题、供给制问题进行专题调查。朱德用1个多月的时间跑了四川、河南、陕西3省。陈云在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调查……
作为分管农业口工作的谭老板这次到了河南省新乡的七里营公社的留庄，直接抓一个村子、一个公社的整风整社。他轻车简从，一副农村干部打扮。进村的时候，来迎接他们的干部，误把警卫沈凤云当作了首长，而把他当作随从。人们争着为胖胖的老沈提包的时候，老沈哭笑不得，说：“那才是谭副总理!”
谭老板说：“有什么好接的，我们自己来就是了，又不是来做客!”
他吃住在农村，认真了解实际情况，深刻反省，思想上的震动很大。在这次蹲点结束时，他有个总结，请听他是怎么说的——
“‘左’主要是从1958年开始的。如过早地实行公社一级所有制，刮‘共产风’，搞乱了农村所有制，把社会主义误认为共产主义，把按劳分配误认为按需分配，没有正确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在流通领域中，过早地对小商小贩、合作商店实行了过渡。”“在农村方面所犯‘左’倾错误的实质，是掠夺了农民，剥夺了劳动者。”“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采取赎买政策，剥夺的只是官僚资产阶级。……我们对农民、对劳动者，怎么能采取只是剥夺的办法呢?这种错误是极危险的，发展下去要断送革命。”
谭老板再次解剖自己，作认真的自我批评。不怕脸上发烧，不怕丢威信，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他的话是这样讲的：
“‘五风’主要来自上边，来自中央各部门，来自中央做具体工作的同志，我就是其中之一。大家再看看我在1958年写的论夏季大丰收的文章，在郑州农业书记会上的总结，在河南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以及1959年在郑州谈争取小麦大丰收的问题和棉花现场会议上的讲话，都有‘共产风’、浮夸风的瞎指挥，而浮夸风尤为突出。所以说，我们中央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应该负主要责任。”
谭老板曾经说过，到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我们才对1958年以来的“左”的错误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在这次空前的盛会上，他认真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书面检讨，并亲自送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请他批交“七千人大会”。
邓小平很快作了批示，认为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了，不必在大会上作书面检讨了。
谭老板觉得，总书记说中央承担责任就可以，并不等于说自己的错误就可以闭口不提了。他先在农业口的分会上作了检讨，又把稿子在农林水利口各部的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中传达。
该检讨的检讨了，该自我批评的自我批评了。但谭老板并不因此而完事，他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中国的农业到底应该走怎样的一条发展道路?怎样的政策才更适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
如果按照“七千人大会”的思路发展下去，谭老板或许能够进一步探讨清楚这个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理论愈来愈占上风，谭老板不可能脱离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来思考这些问题，更何况他是一个紧跟毛泽东、崇拜毛泽东的人呢!
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谭老板对中国农村的关注也愈来愈多。
现在，他经过实地考察，亲身体验，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中国农业的希望之光，怎能不由衷地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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