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
谭政认为，不是写信的同志咬文嚼字，这是有道理的。于是，他又亲自出面，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专门请示是用“艰苦奋斗”还是用“艰苦朴素”。
给毛泽东的这个报告还没有批回来，又出了岔子——有个军区的宣传部写来一个请示，问是不是可以把“三八作风”写成大标语，刷在军区的大院子里?
宣传部又把这份报告，送到了谭政大将的案头。
在谭政看来这件事情很简单，给毛泽东主席的报告还没有回音，这要等毛主席批下来以后再作答复。
下面军区又来电话催问，宣传部的负责同志只好去问谭主任。他对宣传部的同志说：“不急，等毛主席批示了再答复，也不迟。”
……
偏偏有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把总政这里没有立即表态的情况告诉了林彪。
这时的林彪正在考虑“如何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上升，他对这个问题越来越重视。他不能容忍全军的最高政治机关，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声音。
他对一个常去他那里的人说：总政这是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这是诋毁“三八作风”。
他还对有的人说：正确的东西和不正确的东西，就是这样，你不攻他，他就攻你;你不打他，他就打你;你不造他的反，他就造你的反!
这无疑是个信号。如果是政治斗争中的老手的话，那么是不会忽视这种传言的。在这种时候，谭政身上的书生气表现得更加明显了——
他对把这消息告诉他的同志说：“以后不要去听那些小道消息。我不相信那些话会是林总说的。”
也有好心者劝他说：“你和林彪是多年的老上下级关系，你的一些话林总有意见，你去认个错不就得了?”
他还是说，没有那个必要。他觉得林彪是了解他的，不会因为这些工作上的事对他怎么样的。
同时，他也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我说的那些话有什么错?你们说嘛!
他依旧上他的班，开他的会。工作就是他的生命。
他却不知道有人正在暗算他。在他的头脑里，是不会有那么坏的人专门整人的，特别是在我们党内。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谭政主持召开了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紧接着他又到政治学院去作了一个报告。题目是：“理论还是要系统地学。”而这个报告又登在了解放军报的显著位置上。
这时，政治嗅觉比较灵敏的人已经嗅出了些味道——这和林彪的一些说法是并不一致的。
而谭政认为他的说法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过了许多年以后，人们和他说起这段往事时，他自己也说，我当时是书生气十足。
林彪是个很喜欢搞突然袭击的人。对战场上的敌人是如此，建国后对他的许多同事也是如此。
他提出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并要谭政准备一个《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谭政带了几个人，很快起草出了一份报告稿，送给军委常委征求意见。别人的意见回来了，惟独不见林彪的意见批回来。
军委扩大会议马上就要开了，林彪突然提出先开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发表了一个叫谭政听来很吃惊的讲话。
林彪拖着他的湖北腔说：“现在政治工作的方向有些偏。今年总政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虽然也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开得不好，许多应该回答的问题没有回答。联想到去年的政工会议，情况也是如此。”
就在不久前，林彪见到谭政时还说：“军队的政治工作还好，我很放心。”
他怎么这么快就变了?
林彪在他的这次讲话中，还发表了那个当时很新奇的说法：四个第一!
他讲起这些来可谓摇头摆尾，他说：“在人和武器的关系上，人的因素第一;在政治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的关系上，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与事务性工作的关系上，思想工作第一;在思想工作中书本思想和活的思想关系上，活的思想第一。”
这就是“四个第一”第一次在部队出现。
对这些说法，谭政怎么能够接受呢?但不接受也得接受，林彪是主持军委工作的副主席，他的话自然是军委首长的指示，是为下一步军委扩大会议定下的调子。
到了开晚饭的时间，谭政哪里还有心思吃饭。他把起草报告的同志找来，要他们在原来的报告稿上加进林彪的意思。然后马上报给林彪。
恐怕到这时，谭政大将是预感到了一点什么。但他还没料到下一步的斗争矛头就是他本人。
说来后人很难相信，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作了报告以后，总政的另一个负责同志却作了一个和他的调子完全不同的长篇发言。
谭政的报告，是林彪交代要做的。后来的修改稿，林彪也是看过的。
而另一位负责同志的发言，也是林彪要他作的，基本意见是林彪的。
谭政听着这位同志的发言，越听越不是滋味。按一般的常理，这位同志发言前应该和自己打个招呼呀，这样总是不大对头吧。他哪里知道正是林彪让这位同志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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