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隐约感到，这次会很可能是朝着自己来的。
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报告，在与会者当中引起了很大的混乱。
一些看风向的人便开始在会上会下活动，散布对谭政很不利的话。也有人在会上发难，把谭政的讲话当成靶子批判。
林彪也明确指示：“谭政要对所犯错误作出检讨!”
谭政是很仓促“迎战”的。实际上他只能是被动挨打。
最后，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并且要求总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继续解决他的问题。
军委扩大会议后，总政党委扩大会
打倒了以谭政为首的“反党集团”。
总政治部的党委扩大会议接着开了起来。这种名为党委扩大会议的斗争会，完全是不许讲道理的。只准谭政承认他是“反对党，反对军委，反对毛泽东思想”。而不许他解释，更不许他说理。
偏偏谭政又是个爱讲点“理”的人。他没有反对过毛泽东主席，也不可能反对毛主席。要他承认这一条，他坚决不干。
他在斗争会上据理力争：“你们这么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大决策，件件都是经毛主席审定批准的。罗荣桓、陈毅同志主持，我参加制定的全军政治工作条例，关于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大纲，还有文化教育十年规划，以及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和其他几个方面的工作，都报告过毛主席，有的毛主席还作了批示，这些怎么倒都成了反对毛主席的东西?还有说我在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执行了彭德怀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人和技术的关系上只强调技术作用，不讲人的因素第一。这也不是事实。”
他的这些说明和争辩，得到的只是一句话：谭政的态度很不老实。
那时候有个很是时髦的说法，叫做新账老账一起算。有人出来算谭政的老账了：
“1944年，你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是经过毛主席几次修改形成的。这是毛主席的著作，可用你的名义发表以后，你捞了多少政治资本?
”
听到这里，谭政忍无可忍了，他站起来说：“这个报告是我起草的，也是毛主席修改的，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后来在大会上宣读，和在报上发表用我的名义，都是中央开会定下来的，我就是想用我的名义发表也发表不了哇!”
“这才是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是想借此捞政治资本!你还不承认!”
“你和组织部长刘其人，宣传部长姜思毅，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总编辑欧阳文组成了一个反党集团!必须交代你们的反党纲领!”
……
可以说，那些日子是谭政心情最坏的时候了。家人发现，他本来已经戒了好几年的烟又抽上了，而且是一支接一支不停地抽。他常常是被烟雾笼罩。有时候，他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坐着发呆，一坐就是半天。
谭政大将实在是想不通，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死也要死个明白呀!
好心的朋友劝他说，你去找林总说一说嘛，他不去。
还有人建议他去找毛主席，他也没有去。
实在闷得难受了，他去了他的前任罗荣桓元帅家里。
他们之间也是几十年的相交相知了。谭政来总政治部当主任，是罗帅给毛主席写信建议的。
谭政把罗帅当成兄长，平时有了什么想不通的事，他都要找这位老大哥。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比如两口子闹意见了也是找罗帅给调解调解……
罗荣桓也知道了一些情况，见谭政来找他，就说：“你心里有什么事就尽管说吧。”
谭政心情很是激动，他说：“罗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罗帅虽说身体不太好，但对一些事情还是有所了解的，但有些话他也不好说。
“主席同意这么搞?”谭政还问。
“不要管怎么回事了，还是要振作起来，还是要工作的嘛!”
说这话时，大概罗帅也觉得没有力量，但他在当时的情况下又能说什么呢?
沉默了好一阵子，谭政又说：“我还能干什么呢?”言外之意是，我都快成反党分子了，还能干什么?
“过去长期在机关工作，有了时间可以下去搞点调查研究……”
两人谈了一阵子，也没有什么更好谈的，他们就分手了。
降为副主任以后，他的心情是不好
的，但还改不了他的“夫子”气……
谭政55岁那年，他正式被降为总政治部的副主任，同时也不再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常委和国防部副部长。
这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波折。从中可以接受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谭政心里是清楚的。但是他的那种“夫子”气却没改掉。
他由总政治部主任降为副主任后，分工管总参、总后和总政直属单位的政治工作，后来又加了一项公安部队的政治工作以及民兵政治工作。
在别人看来，这种安排实际上是不让你再工作了，副主任也是个有名无实的事儿。而谭政是那种给他个棒槌他就认真的人。他还真的当起了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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