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鼓励这些外国记者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
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根本性的争论，因为我们同样赞成孙逸仙的三民主义的基本思想，三民主义要求中国各政党都能促进民族独立，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诚心诚意努力改善人民生活。自1937年战争爆发后，共产党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违反三民主义的。如果你们到当地去调查，你们就可以亲眼看到。”
几位记者分别撰写了有关这次采访的报道。但是，所有的稿子都被国民党中宣部的新闻检察官扣压了。
外国记者们决定采取行动。
斯坦回忆说:
1944年2月的某天下午，我们六人在记者公寓的房间里，联名写了一封致国民党蒋介石委员长的信，要求他让我们去延安。记者们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名，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阿特金森准备在下次记者招待会上将此信递交国民党的中宣部长。
每周一次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照例在星期三下午举行。地点在位于记者公寓附近的中宣部礼堂。每到这个时候，礼堂里就挤满了人。差不多总有一百余人坐在一张铺有桌布的长桌子旁边的凳子上，等候政府发言人的到来。
前来参加记者招待会的，除了十几个外国记者，还有来自英、美、苏联、荷兰和其他各国大使馆的观察员，有中国官方通讯社和一些重庆报纸懂英语的记者，以及一大群记录员、新闻检查官、 政府各机关派来的观察员等。另外，还有三十几个男女学生，他们来自中宣部下属的新闻学校，来现场观摩和考察。政府方面出席招待会并负责答记者问的官员，一般是宣传部长梁寒操、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
斯坦后来回忆说，在当时的重庆，随着局势的发展，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不再是外国记者和官方之间的例会，而成为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们，利用他们的特殊地位和身份，在招待会上与国民党官员针锋相对的交锋，这被他称为“现代历史舞台上的戏剧性表演”。他说中国的有些自由派人士若有所思地把这样的记者招待会叫做“我们惟一的国会的替身”。
2月22日，这一天，外国记者们有备而来。
又一场舌战开始。
率先提问的是白修德。就是他，1939年刚到重庆时还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的国际新闻处的顾问，负责编写政府需要的新闻。如今，他站在了记者的立场上。
白修德问:部长先生可否告诉我，对共产党地区的封锁是否仍在继续?
梁寒操却反问:你讲的“封锁”是指什么?你从哪里知道有关封锁的消息?这消息是从哪儿传来的?
提问的白修德成了回答者:自1939年以来，我曾到过西安四五次，在那里，我被告知，不可能从西安到延安去，也不可能运去医药物资，军事物资也不能运送……这就是我讲的“封锁”。
商量好采取集体行动的记者们，与梁寒操、吴国桢展开了交锋。
他们要求有权根据自己的观察来报道，而提出不愿意受中国政府严厉的新闻检查或新闻封锁。他们还希望去采访被封锁的延安。
斯坦问:我们可不可以请延安方面就形势发表一个声明?
白修德说:假如政府准备发表一个声明，我希望让共产党也准备一个声明，以便我们同时发出。
梁寒操回答:在战时，是不允许一个分裂的政府这样做的。
《伦敦新闻》的记者盖德尔提出:我要问，到底准不准我们去共产党地区?能不能去延安或者陕北?
梁寒操回答:就我个人的意见，我希望你们都去，但这要军事当局同意。
这时，阿特金森拿出了早就准备好了的信件:这儿有一封几个记者联名写给委员长的信，请求准许去延安采访。
外交部副部长吴国桢说:看来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的。
他说得不错，这是预先安排的。这些记者们只是想更好地履行职业的使命。他们信奉新闻自由的原则，他们愿意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中国，愿意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这不能不让主持记者招待会的国民党官员们感到尴尬。
原以为没什么希望的事，没想到却有了转机。
一个星期后，还是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梁寒操对他们说:委员长指示我转告你们:他也有意邀请外国记者访问延安。当这个计划可以实现的时候，政府会向你们正式发出邀请书。委员长有个惟一的条件，就是你们也要去访问西北非共产区，而且你们要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至少呆上三个月。
外国记者的努力终于成功。
六名外国记者开始了他们的延安之行。他们中有联名上书的四位:斯坦、爱泼斯坦、福尔曼、沃陶，另外还有塔斯社的普金科，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的夏南汉。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名中国记者、几位政府官员。他们身上都佩戴上了“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的徽章。
1941年“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实行的新闻封锁，被撕开了一个缺口。
1943-1949年第44节 延安的天空(2)
2
延安敞开胸怀欢迎着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记者。
斯诺是访问陕北的外国记者第一人，当他冒险前来时，红色首都还在保安。随后来到的记者，才是延安的客人。他们中有史沫特莱，有斯诺的夫人海伦，有做过记者、但此时身份是学者的拉铁摩尔，有贝特兰，有斯蒂尔，有《新苏黎世报》的摄影记者博斯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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